近日，辽宁有个叫赵新的警察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保险男女内裤”发明专利申请。据他介绍，这种“保险内裤”的主要功能是防止不正当性行为。一时间，此发明申请引起舆论大哗，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社会的倒退，它与封建社会的“贞节锁”毫无二致。

　　我认为单就“贞操内裤”的是与非进行争论已无多大意义，因为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将嗤之以鼻，它绝对会是一个胎死腹中的荒唐“发明”。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排除发明者个人的功利因素，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有关贞操的争论进行理性思考，就不难发现无论捍卫贞操的工具怎样命名，无论它是叫“贞操锁”，还是叫“保险内裤”，其人性出发点都是猜疑、禁忌和占有！虽然男女相爱的结果大都要缔结婚姻契约，但这种“契约”是不是就完全意味着隐私权及人格尊严必须绝对让位于婚姻关系？显然，这是一个更值得讨论的话题。这使人想起正在酝酿的新《婚姻法》，它在一片质疑声中仍要把“配偶权”写入法律。如果婚姻的道德基石不再是爱、忠诚、信任和相互依靠，而是需要法律的强制性保护，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法律条文与“保险内裤”已无本质的区别。

　　历史地看贞操观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它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上，之所以出现“贞操锁”那样的东西，很大程度是夫权社会的作祟，是被压迫妇女没有政治经济地位的直接反映。

　　前不久，报端披露的多起公安错判卖淫案，错案得到纠正的过程如出一辙，都是在验证了当事人的“处女膜”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公安才认错的。许多人在痛斥个别公安草菅人命的同时，并没有发现“处女膜”一旦充当“证据”将产生一个恶果：贞操观又一次沉渣泛起。显然，如果我们继续允许把“处女膜”作为“证据”，其所谓的“医学证明”可以冠冕堂皇地登上法庭，那么，就等于允许把“贞操锁”或“保险内裤”摆在法官的案头，让它们成为法律裁判的一个尺码。这样做只能有两个作用：一是最大限度地嘲弄了法律，二是极其罪恶地侮辱了妇女。

　　法律是道德的低限。我们不能苛求法律捍卫所有的道德，属于道德范畴的东西事实上往往与法律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同样，道德的约束是需要自我感悟，什么样的工具都不可能完成道德的使命。具体到贞操，我个人认为，它已经不应该是衡量人的道德的重要标准。对它的崇拜和依赖，只能产生更沉重的罪孽。如果非要再谈贞操，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身体的背叛缘于精神的背叛，对于精神已经背叛者，贞操即便完好无损，它又有什么实质的意义？(陈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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