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不是头一次听说，但11月7日《羊城晚报》“17岁少年被冤杀人，真凶拿获重获自由”的报道甚至让我比头一次听说时还要震惊。

　　案情大致如下：去年7月7日晚，张某和同学常某住在女同学王某家。8日早晨，常某发现王某倒在血泊中，急忙叫醒了张某，张某报了警。没想到，公安人员来到后，怀疑张某是杀人凶手。今年5月31日，黑龙江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判处张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近，真凶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抓获，在交待罪行时，承认王某是他杀害的。10月20日，黑河市法院法官在北安监狱宣判张某无罪。在看守所和监狱中度过15个月零18天的张某获得了自由。

　　幸亏真正的凶手被抓获，否则，等待张某的将是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活；还幸亏法院判处的是无期徒刑(张某未满18岁)，如果是判了死刑，人头已经落地，现在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张某能重获自由实乃万幸。但在现实生活中，正好逮到凶手，又正好凶手“好汉做事好汉当”同时发生的概率能有多大？冤案的发生，暴露了司法工作中的哪些漏洞？冤案一旦发生，能否有其他的补救措施，使其及时得以纠正？对于这些问题，实在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本案从立案到判决，中间经过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个应该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机关，而且法律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有一个要求是共同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我想知道，认定张某是杀人疑犯或罪犯，司法机关收集、采信了哪些“确实、充分”的证据？我尤其关心，张某的口供是怎样的？是有罪的供述，还是一直到法庭都在鸣冤喊屈？如果是前者，是什么让原本清白的他肯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如果是后者，他的鸣冤喊屈为什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有效配合如果不是那么有力，应该进行哪些制度设计上的改进？

　　对于张某这样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即使他自己或家里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也一定为其指定辩护人。我想知道，熟谙法律、对如此重大冤情想必有所察觉的辩护人提出了怎样的辩护意见，这样的辩护意见为什么没有得到法院的重视和采纳？

　　判决之后，张某的家人会对判决服气吗？或许少不了奔走呼号。应该说，他们的奔走呼号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为什么这样的冤案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警觉？莫非报纸上那些冤案昭雪的报道，真如百姓所说“都是领导批示才办的”？应该建立怎样的伸冤渠道，使百姓有冤屈有地方诉，有地方管？

　　所以，我想给司法机关提一个建议，不妨把张某这个案件，作为一个“标本”，好好剖析一番，看看是哪些问题的合力作用，造成如此冤案。想想应该做哪些制度改进、观念更新，以有效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李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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