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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性病门诊黑幕卫生部门称错在采访方式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1月15日05:08 中国青年报

　　11月5日下午，新疆都市消费晨报记者江波、王建隆走进了哈密地区性病监测防治中心。

　　接诊大夫听了王建隆“下身有些痒”等症状介绍后，对王进行了检查，并告诉王患有“性病”。随后，交了90元分泌物检验费，王得到了一张显示着“衣原体呈阳性、WBC(＋＋＋)”的报告单。医生看了报告单严肃地说，病情很严重，得抓紧治疗。接着开出了总价为450元的药方。这位医生说，要连续用药十来天，得花四五千元才能治好。

　　两人又来到了地处哈密市建国路的生殖保健门诊。这次王花了20元化验费，医生也诊断有性病，并介绍要治好需七八天，花费几千元。

　　第三次，江波、王建隆选择了哈密地区中医院的男女泌尿性病防治专科，结果与前两次经历如出一辙。这次王掏了120元化验费，经电脑“多功能荧光”检验，诊断报告显示：衣原体呈阳性(＋)、杆菌＋＋＋＋／HP。医生说治好需要几千元。

　　面对三家门诊的三个诊断，江波、王建隆惊诧不已。江波告诉记者，之所以到哈密性病门诊进行暗访，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连续收到了读者的来信，说一些性病门诊混乱，患者花了许多冤枉钱。为此，他们赶到哈密，特意选择了这三家性病医院。

　　11月6日，王建隆在哈密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之一———哈密红星医院皮肤性病科进行了检查，结果表明没有性病。

　　明查

　　拿着四张性质不同的诊断，江波、王建隆以记者身份重新走进了哈密地区性病监测防治中心。据中心负责人介绍，这家性病医院是和私人联营的，医院属股份制，双方按利润分成。

　　当江波提出为何该院的诊断结果和红星医院不符时，这位负责人说，医务人员使用的是电脑“单克隆抗体”检验仪，这种仪器灵敏度高，容易误诊。他表示已多次要求医生不要使用这种仪器，这次一定要整顿。随后，这位负责人带着江波、王建隆来到门诊。江波二人了解到，做检测的化验员竟是设备厂家派来的维修工。

　　然而，令两人更想不到的事发生在第二天。当他们再次面对防治中心负责人时，负责人的解释全变了。这位负责人指责，医院给王误诊为性病，是由于王述说的病情误导医生所致。他又肯定了检查仪器可以使用，并说检查结果只供医生参考。对维修工负责使用检查仪器，负责人认为是内部管理问题，与诊断王的性病无关。

　　当江波提醒负责人前后两天的解释不一样时，这位负责人侃侃而谈：人的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他昨天翻看了有关资料后，了解到这种仪器是可以使用的。

　　带着同样的不解，江波、王建隆来到了哈密地区中医院。该院一位负责人说还要进一步调查，调查清楚前不能接受采访。于是，江波二人直接到男女泌尿性病防治专科采访。当天的接诊医生解释，他作出王有性病的结论是根据检验报告来的，报告单不是他填写的，应该采访化验员。

　　当王建隆在门诊部拍采访照片时，门诊部一位女护士冲过来抢走了相机。无论江波、王建隆如何解释，这位女护士就是不还相机，直至最后江波报警，在“110”警察干预下，才把相机还给王建隆。

　　连续采访了两家医院后，已经疲惫不堪的江波二人来到建国路生殖保健门诊，迎接他们的是紧闭的大门，还加了一把锁。

　　说法

　　事后，江波、王建隆找到了哈密地区卫生局。然而，卫生局领导认为这主要是江波二人的采访方式误导了医生，并且对他们自己在红星医院作出的检查结果不认可。

　　当江波希望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给个说法时，领导回答：“写一个投诉材料给我们，我们会进行调查解决的。”

　　随后，在有哈密地区宣传部、卫生局、性病监测防治中心、地区中医院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专题会上，给了江波、王建隆这样一个说法：江波二人的采访方式欠妥，应该先同有关部门取得沟通，协同有关部门来解决问题。至于将王建隆诊断为性病的问题，责任主要在王对医生的误导上。当然，这几家医院也存在管理漏洞，例如用维修工操作检查仪器。

　　然而，据性病治疗专家介绍，性病诊断标准是医生根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明确做出诊断。仅凭患者述说就能误导医生纯属无稽之谈。

　　据专家介绍，哈密两家医院所使用的“单克隆抗体检测仪”与普通显微镜的区别就是放大了被观察物的倍数，主要用作教学。这种仪器不能检测所有的性病病原体，支原体、衣原体、梅毒螺旋体和病毒都看不到。专家透露，这种仪器做出“衣原体呈阳性”的诊断报告，不能排除人为的因素。

　　据专家介绍，一位单纯性淋病患者通过正规医院治疗，最多花费在200元左右，其他性病治疗费也在千元以内。几千元治疗费显然是在欺诈患者，牟取暴利。

　　江波、王建隆告诉记者，对哈密有关方面的解释，他们不能同意。为此，他们准备诉诸法律。

　　今天上午，哈密地区卫生局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对江波二人的不正当采访行为，他们已经通过正当渠道向有关上级进行了反映，并准备将整个过程整理出完整材料送达各有关方面。当记者问江波二人到卫生局能否算作投诉反映问题时，这位负责人说，江波二人只是纠缠于讨说法，如果投诉应当通过正规程序。

　　江波认为，施“苦肉计”其实是一个记者无奈的选择。对治病一窍不通的记者怎么能取得可信的证据呢？令江波二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至今有关部门一直在强调采访方式，对采访结果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呢？(本报乌鲁木齐1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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