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浙江省纪检委宣教室向新闻界披露：1994—1999年间，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共查处违纪党员干部396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817人，地厅级干部67人。在这些领导干部经济犯罪中，存在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夫妻联手作案比例很高，许多贪官后面有一个推波助澜的“贪内助”。

　　无独有偶，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检察院近日也向新闻界披露：近期立案查处的37起领导干部受贿案中，有34名案犯的“夫人”充当夫君的“收银员”，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

　　这两组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贪官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贪婪的女人。

　　现实中，贪内助们“助贪”的手段多种多样，对各地公布的案例做一归纳，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种类型。

　　垂帘听政型。她们大多数站在丈夫的身后，越权干预，有的甚至代丈夫对外许诺，收取好处费。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的妻子傅培培便是这样的“贪内助”。五洲公司总经理胡教华为了解决贷款问题，想求市领导出面打招呼，但是直接接近领导不方便，胡教华便请傅帮忙，答应事成给她巨额报酬。傅便多次在许运鸿面前替胡说话。许禁不住妻子的一再吹风，终于率领市政府要员和银行负责人到胡的公司“看看”，这一看就为胡“看”来了540万美元和18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1998年，胡因公司缺乏流动资金陷入困境，再次求助于傅，在傅的鼓动下，许再次到胡的公司“看看”，胡又因此得到了3767万元的贷款，而傅得到的是胡送的400万元人民币。

　　坐地收赃型。她们对丈夫的下属或丈夫所管辖的单位以礼券、礼物等形式送上门的东西，不管多少，性质如何，一律收下。萧山市原市长莫妙荣的妻子朱金宝，普通工人出身，原先默默无闻，但是随着丈夫职务的提升，夫贵妻荣，成了一些人攀龙附凤的对象。她先后在自己的家里收受有求于莫的人各种礼品、钱财计人民币32万元，成为丈夫名符其实的“收银员”。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大量卖官、受贿，他老婆几乎成了专职的家庭会计。最多一天陈同庆接待四批“客人”，他老婆一天内跑四趟银行去存款。

　　狐假虎威型。她们利用丈夫的权力和影响，打着丈夫的牌子，四处活动，找关系、走门子、批条子、拿佣金、吃回扣，将丈夫的权力用到了“极致”。湖南省机械工业厅原党组书记、局长林国悌收受巨额贿赂被推上法庭，他的妻子赵幼娟和儿子林如海因为帮助收受贿赂等也成为被告人。在林国悌担任厅党组书记、局长期间，赵幼娟利用丈夫的招牌，为有关客商向机械厅下属企业事业单位推销大件产品，被她看中的单位虽有心推辞，但是慑于其丈夫的权势，不得不购买，赵从中收取了高额回扣。

　　使劲怂恿型。她们整天对丈夫灌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家都在拿，为什么你不能拿”等等，同时还为丈夫出谋划策，索贿受贿。在这种“耳边风”影响下，丈夫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走向犯罪的深渊。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的妻子符荣英原系中国银行东方支行行长，在丈夫任市委书记期间，她为丈夫出点子，找由头，“帮助受贿”金额高达200余万元，另有1000万元，被法院认定为“来源不明”，从而被判处有期徙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而丈夫则被判处死刑。

　　应该说，妻子参与丈夫收受贿赂非自今日始，但是，为什么如今愈演愈烈？这个问题耐人寻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反腐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近几年反腐败工作的经验表明，反腐败不仅要抓大案要案，健全监督机制，还要从源头抓起，从领导干部身边抓起。虽然不能断言腐败的官员背后都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妻子，但一般来说，一位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背后，往往有一个廉洁贤惠的配偶。因此，从领导干部的身边抓起，呼唤“廉内助”，将反腐败的防线前移，也是反腐败的一条思路。

　　腐败“家庭化”的核心是腐败了的领导干部本人。一个清廉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家庭观念，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关心人民群众疾苦，这样才能在家庭中严格要求妻子儿女，管好身边的人。安徽芜湖县委组织部 沈小平 《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5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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