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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捐献文物遭遇法律尴尬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1月17日09:00 法制日报

  嘉兴青年俞星伟将他收购的六百多件史前文物无偿捐给了博物馆,博物馆却说:文物上交国家应当肯定,收购行为属于违法。然而,博物馆的依据却是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物保护法,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保护的现实,法律本身的滞后与缺陷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事引起众多媒体关注报道,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捐献文物遭遇法律尴尬

  《浙江法制报》记者杨志东 \本报记者李建平 王之浩

  俞星伟捐献文物始末

  当俞星伟先后两次将六百多件文物“捐赠”给国家后,却没有料到他的行为在文化界、新闻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国庆节前后,俞星伟成为众多新闻媒体竞相采访报道的焦点人物。

  今年10月9日,本报记者在嘉兴市区一套狭小的民宅里采访了这位眉清目秀、年方27岁的小伙子。“我对捐赠文物一点都不后悔。捐出去的那么多文物我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相信随缘聚散,因为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说。

  1996年,年仅23岁的俞星伟将139件史前文物捐赠给了嘉兴市博物馆,经鉴定,这批文物中有2件为国家一级文物、7件为二级文物。

  文管部门在接受了这批文物后却心存疑窦:一个小青年怎么会拥有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又是怎样到了俞星伟的手中?这其中是否隐藏着盗挖倒卖文物行为?这许多问号使文管部门决定对俞星伟的捐赠行为采取“不宣传、不评论、不张扬”的低调处理,并开展了调查。此事还引起公安部门的关注,进行了调查。但这些调查最后都不了了之。两年后,俞星伟领到了一本捐赠证书和一万元的补偿奖励金。

  4年后的2000年8月24日,俞星伟再次向嘉兴市博物馆捐赠了一批史前文物,而这次捐赠的数量竟达到了496件。嘉兴的《南湖晚报》以《精心收藏,慷慨捐赠》为题,对俞星伟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报道。该报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再次让文物保护部门坐不住了。

  文保部门有话要说

  俞星伟将手中的文物拿出来交给国家,对此,文物保护管理部门认为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俞星伟得到文物的方式是通过花钱收购,这显然违反了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因此,对于俞星伟的两次“捐赠”行为,文保部门采取了低调处理。但随着新闻媒体对俞星伟事件报道的升温,尤其是这些报道以肯定俞星伟的行为为主,使得文保部门对此难以再“低调处理”。

  10月10日,记者采访了嘉兴市博物馆主管业务的副馆长陈行一。陈副馆长的观点十分鲜明:“如果可以抛开前提(即俞星伟的文物从何而来)的话,我们对小俞把文物上交国家的做法十分欢迎。问题是俞星伟上交的文物都是史前文物、出土文物,而不是传世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他从别人手中收购来的。而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除国家指定的收购单位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此外,不少媒体在报道俞星伟事件时,都用了‘捐赠’一词,对照一下法律我们就可以明白,俞星伟的行为根本不能称为‘捐赠’。因为文物保护法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俞星伟手中的那些史前文物本来就属于国家的,他仅仅是把文物交还给国家,怎么谈得上‘捐赠’呢?”

  记者问:“那么对于俞星伟第一次‘捐赠’,有关方面为什么既给了捐赠证书又给了奖金呢?”

  陈副馆长说:“现在回过头去看,上次的处理方式是不妥当的。”

  记者又问:“作为普通群众或者说文物爱好者,俞星伟收购并上交文物的行为,是否起到了对文物的保护作用呢?”

  陈副馆长回答说:“这应该一分为二来分析。从他行为的动机和客观效果上来看,他的行为使得一大批文物避免了流失破坏,交到博物馆妥善保存,这应该肯定。但他的收购行为也会带来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副作用,因为有人收购,就会刺激不法之徒去盗掘盗挖古遗址、古墓葬。可见,对俞星伟‘捐赠’行为的过多肯定,有损法律尊严,对文物保护工作会带来负面影响。”

  捐赠文物无怨无悔

  记者采访处于风波中心的当事者俞星伟时,他始终是一副不焦不躁、不荣不辱的神情。

  他说:“我收购并捐赠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动因则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嘉兴的史前文化了。”

  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嘉兴则是马家浜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土生土长的嘉兴人,俞星伟很自然地把关注、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五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出生于70年代的俞星伟,恰逢大兴土木、大搞建设而导致地下文物大量出土的时期。他说:“当我看到别人手中的珍贵史前文物时,作为民间的文物爱好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出点钱把文物先买下来,以待日后捐献给国家。有人说我不该收购,可以通过制止、举报的办法来保护文物。可制止文物黑市交易,我没这个能耐;而举报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待执法者赶到,黑市交易也许早就结束了,或者交易者早就跑了,况且举报会使我离马家浜文化越来越远,因为没人会再给我提供文物线索了。所以,我的收购行为是对文物起保护作用的,何况收购的目的是为了捐赠,这种行为怎能说是违法呢?”

  让俞星伟不安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出土的马家浜文物还散落在民间,一个个文化遗址还在建设者的推土机、砖瓦厂的取土机下被蚕食,马家浜这样的“历史巨人”离人们越来越远。俞星伟对这一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收购文物、研究文化的同时,他于1994、1996、1999年三次给嘉兴市领导写信,发出了救救嘉兴史前文化的呼吁,提出了兴建马家浜文化博物馆等保护文化遗址和文物的构想。

  俞星伟说:“我做这一切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得到什么回报。但我有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到文物保护部门工作,这样就能更好地为保护嘉兴的史前文化遗产尽力了。我在捐第二批文物前曾得到消息说有希望解决这份工作,没想到捐赠行为会引发一场风波。现在工作之事自然没了下文。”说这话时,俞星伟显出了一丝无奈,一丝伤感。

  “对于两次捐赠你后悔吗?”记者问。他答:“把文物交给了国家,我无怨无悔。我喜欢这样做,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只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做好事缘何闯“红灯”

  俞星伟事件频频被新闻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俞星伟说,最近有不少上海、杭州以及嘉兴本地的朋友和收藏爱好者打电话给他,了解他的近况,并表示如果他有什么困难和麻烦,他们会赶到嘉兴来帮助声援他。俞星伟说对此他十分感谢并深感宽慰。

  从目前媒体对俞星伟事件的报道来看,对俞星伟的行为予以肯定的客观报道及分析评论占了绝大多数,社会舆论似乎有利于俞星伟。倾向性鲜明的是《检察日报》,该报今年9月20日以《捐赠文物遭遇奖惩尴尬,遵从法律原来精神明判是非》为题,明确肯定了类似的文物捐赠行为。

  可是被社会舆论倾向性地认为是“好事”的捐赠文物行为,为何会在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在法律面前遇到“红灯”呢?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酝酿草拟于六七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公布施行,1991年进行了一些修改。记者在浙江省文物局采访时,有关人士也认为,这部法律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保护工作的现实。比如它没有将以捐赠国家为目的而收购文物的行为与倒卖文物牟利加以区分,从而导致了前者的行为合理不合法。

  在与有关人士的交流中,记者例举了几年前某大企业出巨资到境外收购古越王剑再捐赠给博物馆的事件,该人士透露:文保部门对此收购行为也曾持不同看法。

  就俞星伟事件,记者还走访了浙江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法律专家。他认为俞星伟的行为与现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是法律本身滞后与缺陷造成的。这位专家指出,文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加强国家对文物的保护”,同时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可见保护文物既是国家的一项行政管理职能和责任,又是机关、组织和个人的一项义务。作为个人而言,收购收藏文物的行为到底对文物保护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如果纯粹以倒卖文物牟利为目的,这不利于文物保护,这种行为应该给予法律制裁;而以保护捐赠、收藏研究为目的的行为,则应该弘扬褒奖或者允许存在。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未对这两种行为加以区分,扩大了打击面。因此,他认为,俞星伟事件可能会促使立法机关对文物保护法作出必要的修改。

  《检察日报》发表文章评述俞星伟事件时指出:“处理类似的事件,要正确适用法律,是奖励还是处罚,必须准确区分‘收藏’与‘收购’的界限。而无论是收藏或是收购,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均需全面地考虑法律的规定、客观的事实和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基于这样的观点,该文认为,“出于保护爱好的动机而正当地收藏、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而无偿地捐赠,均是有益于文保事业的行为。主管机构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必须谨慎地认定事实,准确地执行法律。”

  走近俞星伟

  俞星伟是来自嘉兴市近郊的农民,他对文物的爱好既非家庭的影响,也无先辈的指点。他说,他爱好文物是13岁读初一时从收藏玩赏古钱币开始的,从此沉醉其间一发不可收。

  他说不光是古玩文物,其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爱好有加,比如字画、戏曲、佛学、陶艺、文学等等。

  俞星伟读初中时偏科,语文、历史、美术等科目成绩很好,读完初中他到嘉兴城里边打工谋生、边钻研他最感兴趣的嘉兴史前文化。他笑言:27岁的他已玩了“半辈子”文物了。

  因为种种原因,俞星伟现在只是在嘉兴附近的上海、杭州等地跑跑。他说他很想到全国各地走走,最想去的就是西安和云南大理,因为西安周围有太深厚的历史积淀,而想去大理则因为他是佛教徒,他想去寻寻佛源。

  俞星伟称自己比较狂,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全盘否定了一位老专家新近发表的一篇考古学术论文中的观点。他说一看到他认为有误的观点,他一定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去反驳,而不问对方是否权威。记者笑问:这是否因为你年轻,且无从得到名师指点之故?他答:应该是这样吧。狂归狂,因为他曾收藏的史前陶器的数量以及胜人一筹的鉴别能力,俞星伟还是被圈内玩家称为“史前陶器研究江南第一人”。

  采访临结束时,记者问:“8月底捐了文物后,你还收藏过那些坛坛罐罐吗?”他连连摇头:“风浪掀大了,还是歇一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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