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者的处境让人揪心

　　河南省舞钢市残联干部吕净一为向上级机关反映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有关经济问题，连续遭到李长河的打击报复。他先是在1996年6月18日被关进舞钢市看守所；接着又在1997年4月17日被舞钢市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至平顶山市中级法院被驳回，维持原判。经过一番挣扎，1999年5月12日，河南省高级法院终于撤销了原审判决，宣告吕净一无罪。不料，李长河又导演了一起买凶杀人案。为了举报，吕净一承受了丧妻之痛。

　　南京市栖霞区国土局职工潘小琴将自己单位偷漏税款情况向南京市地税局举报后，虽然为国家挽回了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可自己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急剧变化。先是遭到了来自领导、同事、家人的指责；接着又被“优化组合”到了国土局下属的物业管理企业，成了一名工人，并被告知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能进局机关；后来又被“戏剧性”地调到了地产公司，而该公司就是被潘小琴举报补交了200万元税款的单位，此时公司正以此为由扣发所有职工的奖金，人们对潘小琴怒目而视。为了举报，潘小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1999年2月，曾直接参与钱塘江标准堤建设的沈柏虎，向有关单位举报钱塘江标准堤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为方便查处，在举报中沈柏虎不仅署了真名，还留下了自己的传呼号码，并且愿意拿出10万元作举报抵押。他多次向主管部门举报无效后，又向省市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举报，但大多数举报材料都回到了主管单位领导的手中。在举报8个月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沈柏虎通过关系将举报信交到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手中，才使这一轰动全国的豆腐渣工程昭然于天下。然而，为了举报，沈柏虎被迫辞掉了年收入七八万元的工作，陷入有家难归、生计无着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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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举报者的法律法规

　　这几年我国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保护举报者——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控告单位或被检举、控告人。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除查处案件需要外，不得擅自核对笔迹或进行文检。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追查举报人，对匿名举报除侦查工作需要外，不准鉴定笔迹。

　　人民检察院检务十公开中对举报人的保护也作了规定：

　　——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依法保护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情况；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

　　——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不得暴露举报人；对匿名信函除侦查工作需要外，不准鉴定笔迹；

　　——宣传报道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除本人同意外，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单位；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如果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如果打击报复举报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人民检察院检务十公开中同时对举报人的奖励作了明确规定。

　　是什么使法律法规显得苍白无力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举报案件的查办期限，因此许多举报信发出后往往石沉大海。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举报案件的具体查办单位，许多举报信最终又回到了被举报者的单位或本人手中。

　　由于被举报者一般是有一定领导职务的人，是举报者的上级领导或单位，利用职务之便整一下举报者易如反掌。

　　由于有关单位、有些人不负责任，使原本为匿名举报的举报者暴露了身份。

　　由于刑法中规定的报复陷害罪的主体仅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现实中很多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报复陷害行为得不到有效打击。

　　由于对奖励金额和措施没有具体规定，使举报奖金的实施和颁发都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时代呼唤举报法

　　举报人及其家属频频遭到打击报复，使很多群众面对腐败现象和行为，有举报之心却无举报之胆。如何鼓励人民群众揭发腐败，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举报者，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在今年的两会中，有不少代表委员纷纷呼吁制定“举报法”。

　　全国政协委员唐格森在他的一份提案中呼吁，要尽快出台举报法，消除举报风险，切实保护举报人。唐格森说，出台举报法，不仅是对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还真正将举报行为上升为一种法律行为，使群众能自由行使举报权，使民主监督更为有力，从而也推动了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刘三阳等31人在第109号议案中，阐述了制定举报法的意义，“目前，关于举报的有关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处理群众举报的规定各不相同，极不规范，举报人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因此必须制定举报法。”

　　彭复生等32名代表在第250号议案中，对“举报法”的内容提出了构思，它包括总则、保护、打击、奖励、法律责任、附则等章节，具体需要规定的有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主体，打击报复行为的界定、情节的认定，对举报人保护的范围和具体措施等。

　　孔祥梅等32名代表认为，为了更加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非常需要广大群众的监督，因此亟须制定“举报人风险保护法”，以减少举报人的后顾之忧，鼓励社会各界积极举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处长仝宝宇认为：保护举报人，首先要在法律上保护举报者，应当通过立法，把举报的受理、举报线索的处理、受理举报部门的权利义务、举报人的权利义务及对举报人的保护奖励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对打击报复甚至谋害举报者的被举报人及有关人员应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对处理不力甚至有意推诿、包庇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人应追究法律责任。因此，由立法机关出台一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举报法》迫在眉睫，这不仅为众多举报勇士所欢迎，也是国家反腐倡廉、清除蛀虫、稳固人民民主专政大厦基石的需要。(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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