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1月14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警方在研究院的候诊大厅布置了一个“曝光栏”，将派出所抓获的、在该研究院高价贩卖专家门诊挂号的7个“号贩子”的照片贴在栏内，以防止挂号处再次卖给他们门诊号，也提醒患者不要买这些“号贩子”出卖的号。报道说，这些“号贩子”从每周一到周四成群结队在候诊大厅排队，抢先挂上号，再将这些标价14元到100元的各类门诊号卖到150元至350元不等。由于对这些“号贩子”的抢号贩号行为防不胜防，研究院和警方特意采取了前述照片曝光的办法。

　　随意使用他人的照片，特别是将他人的照片张贴在公众场合，并因这种张贴以及相关的文字说明引起不特定多数人对该人的否定性评价，就极有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中医研究院作为一个营利性单位，它没有权利未经同意就将他人的照片张贴在公众场合，即使研究院认为某人侵犯了它的正常经营秩序，也只能通过其他合法的途径和程序加以解决。

　　但是，前述张贴照片的行为是警方和研究院共同作出的。那么，警方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呢？

　　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只能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安部门，其权利属于行政权的一种。按照现代法治的理念，就政府亦即行政机关而言，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机关就不能做；就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他们就可以为。通观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从来就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将公民的照片以在公众场合张贴的形式来进行惩罚。因此，公安机关的前述做法非常不妥，严格说来，也属于一种任意的侵权行为。

　　其实，政府机关对于某个违反了法律或者规定的人或事，只有依法处分的权利，而没有额外处罚的自由。就前述事情而言，“号贩子”实施了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完全有权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但是，从受处罚者的角度看，他除了按照法律的规定被有权机关施以处罚而丧失的权利外，其他各项合法权利仍然依法享有，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任意侵害。普通人是这样，受到行政处罚的人是这样，被课以刑罚的人同样也是这样。对于这种权利的理解，我们从国家保护死刑犯的合法权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连死刑犯都享有正当的权利，何况仅仅受到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

　　对行政相对人的任意处罚，还会导致处罚程序不正当。比如，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行政处罚，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对于处罚有异议，被处罚人还有申辩、申诉的权利。但是如果对公民进行任意的处罚，公民行使前述权利时就无所适从，导致合法的权利被侵害。

　　任意的行政处罚，更严重的是会无限扩大行政机关的权力，相对而言，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不应有的限制，最终破坏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的法治秩序。

　　为什么会出现前述警察任意处置行政相对人的现象呢，这与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有很大关系。以前，政府以社会的管理者身份出现，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放到了家长的地位，对于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政府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限制，以至于有“法律没有禁止的，政府就可以做”的意识。相对而言，公民的权利却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很多人认为“法律没有允许的，公民就不能做”。这种认识，与现代法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受上述不良习惯的影响，我们的一些政府机关仍旧在按照“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做”的自由意识行使权利，导致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害。“号贩子”照片上墙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实生活中不时发生的行政机关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案件，也说明我们的政府机关特别是机关的工作人员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自由行政”意识。这种意识，应当尽早摒弃。(陈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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