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0年10月16日《法制日报》报道，河南郑州罗某在家将丈夫袁某与情妇孙某捉奸在床，为了“取证”用相机拍下了两人的裸照。身为第三者的孙某则以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为由向有关组织控诉。罗某捉奸拍裸照是否侵权、孙某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正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这一颇具代表性的事件，其深层的现实意义在于再次给现行婚姻法的修改提出了挑战。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婚姻法修改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为此，笔者也想就婚姻法的修改问题进谏，但愿能为争论不休的婚姻法修改拓开一脉新思路。

　　其一，对婚姻法修改的立法期待不宜过高。婚姻法堪称一部与百姓生活水乳交融的法律，婚姻法的修改牵涉面广且所涉及的问题颇为复杂，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立法期待。需要指出的是，对婚姻法的修改寄予过高的期待是当前呈现的一种明显倾向。包括婚姻法在内的一切法律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婚姻法的功能自然也是有边界的，并不是各种婚姻家庭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放到婚姻法这个容器中予以消解的。

　　其二，婚姻法的修改要尽可能做到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作为一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婚姻法的修改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某些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容要大刀阔斧地修改，而不能拘泥于个别条款的小修小改。以婚前财产公证为例，婚前财产公证是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而悄然出现的新生事物，并且申办婚前财产公证的人会越来越多，不过婚前搞财产公证毕竟与多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相悖，容易给结婚伊始的夫妻双方传达消极的心理暗示，甚至给婚姻人为地蒙上不和谐的阴影。因而，我认为婚姻法可以对婚前财产约定制作出具有前瞻性的规定，亦即规定夫妻双方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可以对双方的婚前财产进行约定，但是否进行婚前财产公证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婚前财产约定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只是这种效力弱于婚前财产公证而已。也就是说，有关婚前财产公证条款不宜作为强制性或义务性条款，而应作为尊重当事人意愿的选择性或示范性条款，惟有如此有关婚前财产公证的前瞻性规定才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可行性。

　　其三，妇联组织在婚姻法修改的立法活动中应有恰当的角色定位。我们注意到在这次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妇联组织始终在唱“主角”，立法机关在立法调研中也对妇联的意见和呼声极为重视，全国妇联就婚姻法修改提出的若干建议在婚姻法修改草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无意否认妇联组织在参与婚姻法修改中的重要作用，妇联方面的建议的确值得尊重和认真研究，只是希望真正将妇联组织的建议或呼声视为“一家之言”，而不是为迎合妇联方面的意见而遮蔽其他更为科学可行的立法建议。妇联组织的呼声毕竟不可能代替全体妇女“发言”，更不可能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言人”。总之，为避免有凸显部门利益之嫌，婚姻法的修改还是不宜过于迁就妇联的“一家之言”，而应广开言路，博采众家之言。

　　其四，婚姻法的修改应当遵循“充分尊重公民的私权，以私人自治为主，国家公权适度干预为辅”的理念。婚姻家庭是夫妻及家庭其他成员作茧自缚式的私人自治空间，是庇护公民私生活安宁及自治的不容外界侵犯的“城堡”，因而理应成为国家公权审慎介入的“特区”。从一定意义上讲，婚姻自由的要义应当是充分尊重夫妻双方基于婚姻关系的私权(具体而言亦即所谓配偶权)及相应的婚姻自治能力。国家公权的过度干预往往可能给公民的婚姻家庭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震荡性破坏效应。从尊重当事人私权的角度讲,我觉得应当允许和接受当事人用“私了”方式解决某些婚姻家庭纠纷的做法，当然这种“私了”应以“合法”为前提。实践证明，包括家庭暴力、离婚损害赔偿在内的某些婚姻家庭纠纷“私下了结”的效果往往比撕破脸皮对簿公堂更好。

　　其五，婚姻法的修改应当广开言路、广纳谏言，最大限度地吸纳各方的真知灼见。充分吸纳民意是立法民主性的基本要求，也是重视利用民间知识资源和提升可预期的法律实效的明智之举。建议尽快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的婚姻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婚姻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以使将来出台的新婚姻法更为科学和完善。需要指出的是，及时公布婚姻法修正案草案也是满足广大公民立法知情权的体现，公民有权利及时知晓和了解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婚姻法修改进展情况，立法机关没有理由不尊重公民的这种立法知情权。同时，及时公布婚姻法修正案草案也有利于各界公民参与婚姻法修改的讨论，为婚姻法的修改出谋划策。(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刘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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