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口号频繁地出现于各级政府的文件中，亦接二连三地显露于一些报刊文章中。较之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事事、处处都要贯彻阶级斗争的精神而言，“以人为本”具有一种温馨的人道主义情怀，抚慰了曾遭受“文革”创伤的中国人的心灵。因而，它被人们广泛宣传和引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然而，观念的更新是无穷尽的。我们既要看到“以人为本”口号产生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还要看到它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进而与时俱进地深化这一口号。

　　“以人为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提出的口号，针对的是中世纪神学家们所主张的“以神为本”。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人、对自己、对上帝和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第一种模式在欧洲中世纪居于主导地位。按照这一模式的观点，上帝是独尊、至上的存在，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上帝创造、预先安排的，上帝本来为人类安排的是在天堂享受永生的幸福，但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和禁令而犯了大罪。这种罪大于人类一切的罪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被称为“原罪”。亚当的一切子孙后代都从亚当那里继承了这种原罪。人类由于他们的原罪而丧失了改恶从善的意志，不能自己解救自己，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在当时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神学是惟一的学问，哲学、政治、法学、文学等都成了神学的分支和婢女。这种模式的核心观念是“以神为本”。

　　第三种模式产生于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她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主张以人为中心(本位)，反对以神为中心(本位)；提倡理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等级桎梏；提倡个人现世的幸福，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把理性、个人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看做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本性，以此论证他们摆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要求的合理性。

　　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不同，宗教从未在神州大地上盘踞主导地位。从西周以来，中国人就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信仰。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弟子也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开创的儒学亦极具以人为本的人文色彩。所以，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宗教之所以在古代、近代未居主导地位，就是因为儒学被中国人普遍信奉、被历代王朝着力扶植。

　　但儒学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以人为本”，此处的“人”在现实社会被编制在“三纲五常”的等级网络中，是不平等的。因此，儒学的“以人为本”虽然在反对远古的宗教迷信中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到后来已沦落为封建纲常名教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提“以人为本”，既缺乏西方对应的“以神为本”的历史文化背景，又与儒家的“以人为本”胶着不清。因此，我建议改提“以人权为本”为宜。这是因为：

　　第一，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

　　第二，“以人权为本”不会误导人们只重权利而忽略义务。因为权利和义务从来不可分割，任何人都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我的权利对别人来说是义务，别人的权利对我来说则是义务。“人权”丝毫不会否定义务。

　　第三，“以人权为本”不会误导人们崇释个人主义。因为现代人权是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的统一，并不仅仅是个体权利。人权经历了三代的演变，第一代、第二代人权仅限于个体权利，而第三代人权则发展为集体人权。作为当代人权重要内容的发展权，就是融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为一体的一种人权。(郝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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