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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我们该如何面对艾滋病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1月30日04:53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蓝燕

  2000年7月9日,在风景如画的南非海滨城市德班,第1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正在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艾滋病问题专家、科学家、卫生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艾滋病患者的代表约1.2万人,静静地倾听一个11岁非洲男孩的哭诉:

  我生下来便不知谁是自己的父亲。因为年纪很小时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我的母亲离我而去。但她同样没有逃脱艾滋病的魔掌。几年后,她也死于艾滋病……

  这个非洲的男孩没有任何过错,却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没有了父母,却无可选择地继承了父母留给他的不治之症;他没有钱治疗,只能以弱小的心灵承受着病魔带来的恐怖。

  孩子用稚嫩但却震撼心灵的声音对着全场的听众说:请重视我们国家的孕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问题,请给我们药物,请帮助我们阻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自从人类1981年在美国报告了首例艾滋病以来,20年匆匆过去了。20年的漫长岁月没有能挡住艾滋病这个魔鬼的脚步。在美洲、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艾滋病没有放弃一寸土地。全球已有3430万人成了艾滋病病毒的俘虏,25岁以下的感染者超过了半数。全世界为治疗艾滋病每年要花费5000亿美元。

  从1985年中国大陆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15年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量已攀升到50万,近期的增长速度更是令人瞠目。

  上篇

  谁都可能感染艾滋病

  1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注意艾滋病这个名词时,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感染这种病毒的人大都是同性恋者、静脉吸毒者或卖淫嫖娼者,是一群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甚至是有不良行为的人。他们的疾病虽然可怕,但距离我这样的普通人非常遥远。10年间我虽然不间断地在采写一些有关艾滋病问题的文章,大致了解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情况,但对于艾滋病究竟离自己有多近,始终没有真切的感受。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北京地坛医院的性病、艾滋病门诊采访———

  清早,专程来地坛医院就诊的小W便走进了诊室。他清瘦,苍白,气质文静,看上去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右手拄着一根精致的手杖,走起路来膝关节显得有些僵硬。

  “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绝不会是吸毒者或同性恋者,更不像是嫖娼的人,他怎么会感染了艾滋病呢?”我站在诊室的一角,打量着他,心里不住地划着问号。

  小W似乎毫不关心诊室里有没有不相干的人,径直和医生谈论着该做哪些化验和治疗。等他化验完毕,我试探地同他聊了起来。

  原来,小W是一位血友病患者。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在中国的发病率大约是万分之零点五,一般由母亲遗传给儿子。血友病患者由于身体里缺乏足够的凝血因子Ⅷ,经常因一点小伤就出血不止,必须及时输注血制品———凝血因子Ⅷ,也叫第Ⅷ因子。一旦所用第Ⅷ因子的质量有问题,血友病患者就大难临头。”小W说。

  “本来我在病友中还算有运气的。”小W说话时,条理清晰而富有朝气,不像一个病人的感觉。“我的家庭环境还不错,父母在知识和经济上都能够给我以支持。比起其他血友病病友,我要幸运得多。”说到此,他嘴角飘过一丝苦笑:“谁知道最后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

  小W一向十分警惕。1996年、1998年、1999年5月,他做过三次检测,第三次粗筛的结果是阳性,经过确认,小W成了HIV感染者。

  “拿到复检结果后,我真恨老天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平!”

  小W虽然是无辜感染,但自从知道了自己HIV阳性以后,他与人接触时特别注意,生怕无意中给别人造成感染。他还要求家人去做艾滋病病毒检测,直到知道他们检测结果是阴性才放下心。但他总是尽量回避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哪怕是在谈及治疗的时候。对于社会上的某些歧视,他默默承受着压力。

  看着这个充满生活热望的年轻人,我似乎看到了许多需要靠鲜血或各种血制品维持生命的患者。我感到,国家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经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的举动是多么意义重大,对人们不厌其烦地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是多么重要。

  在地坛医院采访的那天上午,我没想到在门诊部竟见到好几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有的是干部,有的是化验员,有的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有大学生、工人、农民。他们有男有女,有静脉吸毒的、同性恋的、嫖娼的、母亲传给儿子的、妻子传给丈夫的。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在我们周围。

  怎样对待这群特殊的人

  今年11月6日,法制日报刊登一条消息:“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泄密案近日在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忻州地区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浙江女老板余梅芳精神损失费两万元、经济损失905元;被告忻州市卫生防疫站赔偿余梅芳精神损失费6000元。”

  余梅芳是从浙江来到山西省忻州市经营箱包的老板。今年春节过后她因患急性腰椎间盘突出,在忻州地区人民医院做了手术。手术过程中,余的血液被粗筛为HIV阳性。医院作出了几条规定,其中有:立即隔离患者,在未确诊前按阳性处理,一切与病人有关或接触后的物品全部焚烧,称采取的各种措施是为了对在医院的其他病人和家属的安全负责。

  今年3月21日,余梅芳的血样在卫生部指定的山西省惟一有艾滋病确诊权的山西性病艾滋病监测中心做确诊实验,结果为HIV抗体呈阴性。

  国家《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中规定:艾滋病病毒抗体粗筛实验室、采供血机构或其他进行艾滋病病毒检验的机构监测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结果的标本应尽快送确认实验室确认。在确认之前,不得通知受检者。确认报告属于个人隐私,不得泄露。从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诊断、治疗及管理工作的人员,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有关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姓名、住址等个人情况公布或传播,防止社会歧视。

  余梅芳的案件令人深思。

  据卫生部10月31日公布的数字,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711例,而实际的感染者数量在1999年底便突破了50万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艾滋病问题研究专家曾毅院士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我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艾滋病已从边疆、沿海地区迅速扩大到内陆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从吸毒等有高危行为的人群扩展至社会的各个阶层。

  面对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感染者,恰当的防范是必要的,国家早就出台了各种针对医疗机构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规章。但是,多少教训告诉我们,过激的防范和歧视往往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不久前,一家媒体报道,某地的一家性病诊所,有一天来了位小姐。经医生检查她得了梅毒。医生正待给她开药,忽听小姐问:“我这病要是一个月不治会怎么样?”医生说:“不怎么样,治疗的时间会更长。”小姐闻听,穿好衣服说:“那我一个月后再来治。”遂推门而去。

  一个月后,这位小姐果然又来了。她喜形于色地告诉医生,她达到目的了,她一个月内接待了多个嫖客,肯定已经把性病传染给他们。她终于报复了那些依仗钱财玩弄她的男人。

  看完这则报道,我不寒而栗。这位小姐得的是梅毒,有办法治好。如果她得的是艾滋病,如果她用这种方式去报复社会,去恶意传播,那受害的就绝不仅仅是那些嫖客,可能还要加上嫖客的其他性伴、他们无辜的妻子甚至更多无辜的人。

  在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无辜的感染者。让我们创造一种令HIV感染者敢于公开自己身份而不会遭受歧视的社会环境吧,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大家的安全!

  艾滋病可以治疗

  我第一次到北京地坛医院张医生的病房采访时,他正忙着给一个晚期艾滋病人做穿刺。透过病房的玻璃,我看见那个病入膏肓的艾滋病患者羸弱的脊背。张为病人消毒、穿刺、抽取脑脊液。他的动作显得那么平静和有条不紊。我有些替张担心:这可是位艾滋病病人,如果张医生在穿刺的操作过程中不慎刺破自己的皮肤,那他岂不是会将艾滋病病毒传给自己?

  许久以后,我憋不住问张,你给艾滋病病人穿刺,你就不怕万一不慎会传染给你?

  他一笑:“不会。只要你不紧张,这些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说,这种病也是可以治疗嘛。”

  可以治?

  看着我诧异的眼神,张又笑了。

  “艾滋病不是说不能治疗,而应该说至今仍不能治愈。现在的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也有人叫‘鸡尾酒疗法’,应该说有很好的疗效。尤其是我们被确定为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定点医院以来,我们的许多病人都有很好的疗效。”张问我:“你说,得了癌症,怎么叫治愈?一般是手术后存活5~7年吧。高血压怎么治算有效?坚持服药。一停药就容易血压波动。一般人都认为得了艾滋病马上就会死,其实不是。艾滋病病毒的潜伏期很长,一般是5~8年或者10年,如果及早检测,了解自己的病情,在适当的时机用药治疗就还可能再延长时间。我们的一些病毒载量已经很高的病人,坚持服药一年左右各项指标又都基本正常了。”

  许多资料记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使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虽然有较大的副作用,但可以将病人体内的病毒抑制到检测不出的程度。不过,要想彻底消灭体内的病毒,需要在68年的漫长岁月中连续服药。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对我说:“艾滋病的治疗的确困难,因为患者就诊的时机和医生对艾滋病的了解和治疗水平都非常重要。除了治疗本身,社会公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误解和歧视,也使许多怀疑自己感染HIV的人不敢去防疫部门检测,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如果我们能告诉公众,在积极预防的基础上,对于及时就诊的HIV感染者,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他们的症状,延长他们的生命,那会不会相应地减少一些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呢?人总有一死,脑血栓、冠心病、癌症、肝硬化、发生意外事故都可能会死亡,难道得艾滋病的死亡就不是死亡?同样是病人,艾滋病病人为什么就要比其他病人更可怕,比其他病人低人一等?”

  “不是说艾滋病的治疗费用很高,一般人承受不了吗?”我问。

  “的确。目前的治疗费用很高。在中国,每位艾滋病病人一年的治疗费、检查费差不多要人民币10万元左右。但是我认为,费用总是可以想出办法的。原来预防母婴传播的药物也很贵,现在有了一种新药,阻断母婴传播每人只要5美元。再说世界各国有那么多科学家在研制高效廉价的新药,研制预防和治疗的各种疫苗,谁说几年以后在中国本土就生产不出便宜的、能够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呢?关键是要建立信心。信心对减少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也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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