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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评论：乡官何时不再当税官？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2月12日13:01 新华网

　　新华网武汉12月12日电 (记者高友清)在“减负”政策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农民负担相对稳定，但支撑地方财政的农业税收却不断上升，乡镇干部的收税任务更显沉重。已近年末，正是税收结硬帐的关键时候，仍在走村串户催收税款的乡官们身心疲惫，终于吐露出长久压抑的心声：收税难于上青天，乡官何时不再当税官？

　　乡镇干部直接征收税赋，在湖北乃至全国农村极为普遍。夏粮登场、夏油收获季节，农民卖粮卖油，手头稍有活钱收入，乡官就要忙碌起来，进村登门催款收税。极少数乡镇是“一季捞全年”，夏收结束，就必须完成全年的税收上缴任务；有的则是夏季完成全年的七、八成任务；绝大多数乡镇收税则是“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全年任务秋后算帐“结零”。多年如此，已成惯例。每年春节刚过，各乡镇就制定出税费征缴任务表，有的甚至打印成红头文件后，下发给各村和各包村干部，具体指标分解到人，“千斤重担万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让你“一年早知道”，早想办法动心思，尽量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在鄂西北高寒山区鄂坪乡，乡干部今年承担的50多万元特产税任务，早已公布在乡机关政务公开墙上。只要你还想在乡镇机关呆下去，就不能推脱，也难辞其责。

　　今年6月，记者曾在武汉市郊湖泗镇委办公楼看见一块大黑板，以村为单位统计，黑底白字，赫然写着《上半年两税进度表》(指农业税和特产税)。11月10日，在鄂南山区中伙铺镇委办公楼内，记者又看见了一块十分熟悉的黑板，用白粉笔画着一张《任务结算进度表》。据镇长介绍，今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严重天灾造成全镇农民大幅减收，包括65万元农业税在内的各种税费，至今收取40多万元，只完成了30%任务，20名包村驻点的镇干部中，只有二、三名完成了全年任务；没有完成任务的，从9月份就停发工资。将进度表公布出来，就是要让“落后看先进”，带着压力进村入户催款。

　　时至深秋，乡官们更加忙碌起来，奔走在四邻八乡，为完成任务最后“攻坚”。鄂南山区车埠镇13名包村的镇干部10月底未能完成收款任务，按规定已于11月始停发工资。11月10日清早，镇委书记和镇长就组织这些干部在镇委办公室开会，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要求他们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尽快收齐税款。该镇芙蓉山村群众基础差，由一名副镇长包村，到10月底完成了今年的70%任务款。他说，以后面对的多是钉子户和困难户，未完成的30%更难收了。现在值钱的庄稼是苎麻，他打算上门收麻代替收税，或者麻贩子到农户家收麻时，他帮忙讲价钱，结帐时将现钱直接从贩子手中收过来顶税款。时隔两天，记者来到相隔百余公里的贺胜桥镇，在一家路边餐馆，该镇在高岭包村的干部正组织召开全村干部党员会，宣传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交纳税费，而前来开会的不少是六、七十岁的老党员，他们已无生产和纳税能力，更需儿孙们养老了。

　　我国税法明确规定，税务职能部门才有收税的权利，身穿制服、手拿收税证和纳税检查证的税收征管员才有资格直接向纳税人征税，收税时还必须开具税票。乡镇干部自己也承认，他们收税是“集体违法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乡官收税却存在诸多“合理性”。

　　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张继久和一些县市领导普遍认为，1993年始我国实现新的财政体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而农业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绝大多数县市是“吃饭财政”，农业税收一旦出现“缺口”，干部工资就难以按时发放。目前，单纯靠财税部门征缴农业税收，无法完全征缴到位。县市政府实不得已而将农业税收的主要任务下达给乡镇，依靠行政手段来强化征收力度，并制定了严厉的奖惩办法。不能如期完成的，县市财政停发乡镇干部的工资；按时足额完成的，则按比例返还数量可观的税款。如鄂坪乡今年向竹溪县财政交足税款近80万元，县财政才会足额下拨52万元，以支付98名乡直机关干部的工资，税收上交比例与工资下拨比例直接挂钩。包括160多万元农业税、特产税在内，鄂南山区车埠镇今年必须完成609万元任务款，市财政才会全额下拨在编镇干部的工资，并给镇财政分成30多万元；哪怕只差1万元，这30多万元分文不给。在有些县市领导看来，税收征缴如何，还是考察乡镇干部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标尺。正是受这一股力量的驱使，乡官们不管是否违法，都要尽力拼命地收税，甚至不择手段，以至于造成一起起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是个无底洞”。农民历来认为“种田完税，天经地义”，愿意交纳农业税(头税)。但对数额较大的“三提五统”和名目繁多的乱集资乱摊派深恶痛绝，戏称之为二税、三税和四税。税比费“硬”，乡官们极希望让费“假”税“威”，费税相混，在收税的同时也将林林总总的费一并收起来。目前，我国农民的纳税意识普遍淡薄，没有形成主动上门交税的习惯，靠现有的财税队伍去做一家一户乡村纳税人的工作，将农业税赋收起来，人手明显不足。一旦遇到钉子户，农税征管员就更“没辙”了，更需借助乡官的威力。

　　但是，乡官收税也有其难处。乡官们无不感叹：收税难，难于上青天！收税已取代计划生育，成了“天下第一难”。近四年来，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收入增幅明显减缓，有的地方甚至年年受灾减收，农民手头拮据，税源日益枯竭。而绝大多数县市都不是依据税法，按照“有产有税，依率计征，据实征收”的原则征收农业税赋，不考察现有的实际税源，而是根据本级财政支出需要来确定农税总额，下达征收任务，大大超过了农民现有收入的承载能力和农村的富裕程度。如今，在中央“减负”的强大压力下，各地农民负担不敢随意加码，但为了保证“吃饭财政”的支付能力，一些地方自寻“对策”，“堤外损失堤内补”，将农民负担减下来的，转嫁到农业税、特产税和屠宰税等地方税种上，大幅度增加农业税收，工商税收不足的贫困山区尤其严重，与实际税源相差甚远，农民更难承受。十堰市给所辖五县一市今年农民负担总额保持1997年的不变，群众意见不大，但各县市农业税收层层加码，农民不堪重负。如全市今年下达的特产税征收总任务为4341万元，而县市下达乡镇时猛增到5602万多元，增幅近三成。高寒山区房县桥上乡今年的特产税为57万元，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农民税赋重，乡官肩上的负担也不轻。

　　目前的“三五”普法提高了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农村“下台”村干部、外出打工见过世面的返乡农民和上过初高中的回乡知识青年的法律意识更强，使得乡官们收税越来越不方便了。有的农民直接指责乡官没有收税资格，拒不向乡官交税；有的向乡官索要税票，以便上访和打官司所用，搞得乡官们十分尴尬。而乡官们又不能像过去那样“赶猪牵牛”，更不能动用公安、法庭抓人。在鄂西北贫困山区采访，记者就曾听到一起乡官收税的法律案件：某包村的乡干部向一户农家平摊并收取了两头牲猪的屠宰税，农民纳税人拿着索要的税票向县法院起诉，说乡村干部合谋偷了他家两头猪。法官进村调查后对原告说：“你根本就没有养猪，哪能诬告乡村干部偷猪？”原告反问：“我没养猪，为何要交屠宰税？”最后，乡官因违法收税而败诉。从此，当地乡官收税遇到的阻力就更大了。

　　乡官“跑断腿，磨破嘴”，收税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们与财税干部的收入待遇相比，普遍感到心理不平衡：自己付出颇多，所得甚少。一个山区贫困乡的乡长说：财税部门都知道，全乡税收结不了帐，你乡干部就会被停发工资。“你急他不急”，乡官还要围着财税干部说好话，请税官尽快完成分给他们的那部分任务。压力都在乡干部身上，而税官“抱的是不哭的娃娃”。从劳动量来讲，夏收后结帐和秋后年终结总帐，财税干部要三四个月，剩余的七八个月时间便可以“逍遥游”了。而乡官一年要忙到头，收入待遇均不如税官。乡官收税是非法执行公务，出了问题还要负责任，掉“乌纱帽”，甚至乡主职干部“一锅端”。一些县市委书记也为乡官们抱不平，认为财税干部的权责利应统一，财税征缴任务应归到财税部门这一条边结帐，税官享受了较高的收入和待遇，理应承担起税收结帐的重任，完不成财税任务，税官就该换岗撤职，而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乡官头上。

　　不少财税干部平心而论，承认自己精力有限，不可能找一家一户农民收税，需要乡官“协助”收税，一旦遇到个别“钉子户”，更要乡官出面帮忙。而纳税的农民却对乡官收税颇多微词：乡干部不开税票，收的税款到底上交了多少，我们弄不清也道不明；而税务干部收税不会加码，肯定比乡干部收得少。有的农民甚至大骂乡干部是一批祸国殃民的“蛀虫”，靠加码收税来养活自己。

　　但乡官也有不少苦衷，自己向农民收税要钱，“人搞生了，狗混熟了，形象黑了”，干群之间本应是鱼水关系，如今却搞得水火难相容。到去年底，鄂坪乡仍有800多户山民生活在贫困线上，几十户人家依然住在草屋、窝棚和岩屋里，难得温饱。该乡罗立东乡长感叹：自己和其他乡干部90%的精力都用在征税收款上，没有精力组织干部群众脱贫致富，其结果，“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众多乡官热切期待着，我国能加快农村费改税的步伐，砍掉各种收费项目，将农民的合理负担改为简化了的农业税种，由财税部门依法征收，让乡官们摆脱收税的重负，由收税的主角变为配角，从台前走到台后，干乡官的本职工作。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减免农业税赋的大胆方案，使乡官当税官的难题迎刃而解。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张继久认为，我国农民人均不足0.8亩耕地，如此少的土地对农民而言，已失去生产功能，只具有生存功能，中央财政应考虑能否免收农业税赋。另外，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个人所得税，去年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216元，月收入不足200元，应给予农民“国家待遇”，不向农民收税。湖北省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夏振坤说，从长远来讲，“国家出钱，农民种田”是必然趋势，我国在工业化早期靠农业支撑，现在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期了，还像现在靠农业“补贴”工业，必将步入“李嘉图陷井”，导致农业发展滞后，最终要拖工业化的后腿，反过来还得解决农业的问题，不如现在早调整税赋政策支持农业发展。

　　农业税收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减免掉4000多亿元农业税收后，许多县市行政机构将无法正常运转。学者们认为，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呈现区域性差异，通过调整税赋政策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也可顺利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