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暴力抗法事件，既有表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前者如执法环境不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等，这些也是目前大家都看到了并且呼吁较多的现象。但是，对于暴力抗法事件仅仅停留于表层原因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看到：深层的原因是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些利益关系没有得到合理的协调和平衡，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效率，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是引导大家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而追求合理的利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是否承认不同的主体以及他们不同的利益。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所实行的种种改革，都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新旧体制冲突、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相对激烈，暴力抗法事件是种种利益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我以为，从法律是社会利益的调整器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中国的市场主体制度、交易制度远未完善。近年来，我们虽然颁布了《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但缺乏完备的市场主体制度和财产归属制度，并且这些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1.农民的身份终身制。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身份的观念根深蒂固，目前的立法在完成“从身份到契约”转变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迄今为止，中国的农民是最典型的身份制象征，一方面，我们强调要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另一方面却没有将农民由身份转变为职业的意思，农民的一切都与身份紧密相连。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看，农民也必须成为市场主体并具备参与市场经济的法律关系的基本资格，使各类主体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条件。而在我国，目前有许多法律是将农民排除在外或者当做另类看待的，并没有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因此，如果农民的身份转变不能实现，必然使农民的法律主体地位、权利义务关系模糊，对于他们的行为调整也时常出现真空地带。暴力抗法事件大多产生于农村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2.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的配置不尽合理，助长地方保护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承认有地方利益的存在，长期以来，各地方都是将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利润的绝大多数上交中央财政。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问题，实行了分税制，从总体上看，分税制是以保证中央财政收入为主导的。这种思路并无错误，但难免有忽视地方利益的倾向。地方政府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为了完成两个目标而对地方违法经济行为以至于暴力抗法行为采取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甚至充当保护伞。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地方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必须承认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果否认这一客观事实，或者不认真考虑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合理分配问题，根绝地方保护主义将更加困难。

　　3.制度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一直将改革看做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对于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认识严重不足，仍然停留在法律是事后调控手段的认识上，往往是到了问题积重难返时才运用法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重视法律的预防和事中调控功能。人们对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的理解也仅满足于制定了多少法律的表象，而对于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结合程度，法律实施的历史文化条件却忽略不计。这样，就造成了一方面是立法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却是法律实施的异常艰难的局面。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的法律制度严重供给不足。这种状况必然会对执法环境以及人们的法律意识带来不良影响。法不责众，法律实施中对事不对人等法律的权威性、可操作性不强的现象，使得更多人敢于藐视法律的权威，甚至敢于公然与法律对抗。

　　针对上述问题，我以为，对于暴力抗法事件，一方面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通过严格执法树立法律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根本上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从制度变革的高度认真反思一些问题，使中国法律制度的构建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而提高法律的效率和效能，将各种主体的行为纳入规范化的调整轨道，将各种利益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出现大范围和大规模的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事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吕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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