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

　　俞步凡 决定出逃，用他的说法就是只有出去了才有机会向领导和纪委的同志“澄清”他的受贿案事实，以证明他的“清白”。

　　在俞步凡被“两规”期间，他利用送饭的时机，用1200元现金和20万元的空头支票买通了看管他的保安钟攀兴，利用钟攀兴来传递纸条或口信指示外面的妻子和朋友妥善地将一些“东西”处理好，同时寻机出逃。

　　1999年4月11日深夜，市军转干部培训中心。

　　四周一片寂静、漆黑，一条黑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五楼的窗口爬下，到地面拦到一部的士，仓惶逃往集美，然后迅速坐上一辆到漳州的汽车。在漳州经过短暂的逗留，又坐汽车到龙岩。在龙岩一家酒店住了两天又坐车到了广东海安，再从海安坐船到海南省海口市。

　　这时的俞步凡有如丧家之犬，开始了短暂的天涯亡命之路。

　　一个四十多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驾着一辆车在码头把俞步凡接走，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潜逃海口的日子

　　这名男子叫曾×坤，海口市人，是厦工在海南某协作单位的司机。他把俞步凡接到了他在海口市海甸岛颐和花园的租住处，并用“柯宁”的假名替俞步凡办理了一张假身份证和购置了手机以供俞步凡对外联系。

　　在潜逃海口的期间，俞步凡也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串供和向领导“澄清”有关事实：

　　他曾经给厦门市委领导写过两封信，托人从上海寄出。

　　他曾经打电话给泉州某协作单位的老总说，厦工这几年政策倾斜并不是他说了算，希望能向有关部门澄清事实，不要把责任都往他身上推。

　　他曾经和在海南的一些朋友联系，就他以前的一些不正当的经济收入寻求合法的证据。

　　他经常去琼海市玩“啤酒机”博彩游戏，以打发不安、苦闷、无聊而又度日如年的日子。

　　几个月过去了，出逃时所借来的钱也已经用得差不多了。8月16日，俞步凡设法与他的情妇朱凯瑞联系上，叫朱来海口与他团聚，并吩咐她多带一些钱来海口。根据俞步凡在电话中的指示，朱凯瑞带上6万多元，于9月3日由厦门坐汽车到汕头，再从汕头坐飞机到海口，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俞步凡以为可以过上一段安心的“家庭”生活，没想到，朱凯瑞到海口不到半个月，9月15日，在两人一次上街买菜时被厦门司法机关拘捕归案。

　　9月15日，俞步凡被刑事拘留，29日被依法逮捕。被关押在看守所内的俞步凡面对检察人员的调查，心存侥幸，屡屡以环境糟糕、血压高、头脑混乱为由，一直以沉默来回避交待问题。

　　9月28日，俞步凡在被关押两星期后，在检察人员的政策教育之下，俞步凡开始避重就轻地谈了一些问题，进而慢慢地交待了他的一次次贪婪的受贿事实。

　　手握重权开始索贿

　　1948年出生的俞步凡，仕途可谓一帆风顺。197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五年制精仪系，1971年进入厦工，担任军务股技术科办事员，1985年到1986年任质检科副科长，随后担任了8年的质检处处长，1994年升任厦工副总经理，1995年10月出任厦工股份公司总经理兼任厦工集团副总。

　　手握重权的俞步凡开始编织着发财致富的梦想。

　　厦门育明机械厂“送”了五十九万多

　　厦门工程机械厂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在全国各地拥有为数不少的协作厂或合资公司，它们有的为厦工承担部分部件的生产，有的是厦工的销售经销商。这些协作单位很大一部分业务都是给厦工生产外观部件或是承担一些器件新品的研究任务，它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掌握在厦工领导者的身上。因此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些协作厂就采取了非市场的竞争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最大利益，对俞步凡的每次开口索贿都有求必应。

　　1996年6月，俞步凡和厦门育明机械厂的老总黄某一块吃饭时，看见黄某手里拿的机子小而且漂亮。便说，他的手机不好用，而国企里换机子比较困难。索要之意溢于言表。黄便送给他一部手机。1996年下半年，俞便把这部手机给了他的情妇朱凯瑞，直至案发，话费、购机费用达2万多元。

　　1997年至1999年春节，黄某都趁拜年之机三次向俞步凡送了金额分别为2.18万、1万、2万元的红包，共计5.18万元。

　　1996年9月，中国的股市二级市场被打压后，新股的认购有所抬头。俞步凡一次在与黄某一起吃饭时跟黄提到了目前的几个投资方向，例如房地产、股市等，但是房地产是不动产，而股市则变现能力很强，因此，他也想作一点证券投资。敏感的黄某马上意识到这又是俞步凡要钱的借口罢了，便问要多少钱。俞步凡说要20万元，并以他的名义存入银行。两三天后，黄某便打电话给俞告知存折已经办好。俞在江头某酒家吃饭时坦然收下，并表示视股票收益情况争取年底归还。

　　1997年7月，俞步凡又打电话给黄某说，他的一个北方朋友在厦门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委托他装修。黄某说他正好有一个朋友在搞装修，价格可以便宜一些。黄某便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俞步凡。俞步凡借口工作忙，让黄某先垫付8万元装修款。10月竣工结算时总的装修费为16万元，俞步凡当着黄的面，借口手头没钱拒绝支付就走人。黄某也知道，俞步凡这是要他出这笔装修的钱。过几天，黄便给俞打电话说，装修款已经结清。俞则在电话中表示以后将和利息一并归还。

　　1997年3月，俞步凡在饭桌上对黄某说起，现在任总经理，应酬比较多，而他在外面的一些吃喝账不方便在单位报销，有可能的话就先借10万元给他。黄某知道俞步凡在故意要钱，便说，在外面不好报的吃喝帐就到他的厂里实报实销。俞说那样不方便。黄某当时没有答应他，并以企业现金周转比较困难为由故意拖延。而后过了几天，在俞步凡的多次电话催促下，办理了一张10万元的活期存折交给俞步凡。

　　1998年5月，俞步凡以禾祥东路楼中楼的房子要装修，还要10万元。黄以现有存款只有5万为借口，给俞办了一张5万元的活期存折。

　　俞步凡自然对黄某的“慷慨”心里有数，对黄的厂照顾有加。

　　厦工这几年来一直没有具有优势的新产品推向市场，经济效益不断下滑。从1991年开始，厦工就开始“ZL50C”装载机的研究试制工作，但由于成本过高，开发进度太慢，一直停留在样机试制的阶段。俞步凡升任总经理后，决定对这一产品进行改进，打破常规，用“短平快”的方法，不出图纸，只编制简单的工艺路线图，技术人员到现场和工人一起配合，并放弃了本厂的技术和生产力量，把生产样机的任务交给了厦门育明机械厂。

　　厦门育明机械厂对ZL50C的驾驶室外观进行了改进和内装修，改善了驾驶室的噪音污染，而新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从此后，驾驶室等外部部件的生产却由前埔机械厂转移到了育明机械厂。

　　这样一来，育明机械厂与厦工的合作金额有了飞速的提高，从1995年的236万元，增加到1997年的386万元，1998年更是达到了1074万元。

　　开元区冷冻厂“送”了三十五万元

　　开元区冷冻厂是梧村街道办事处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承包给了蔡某经营。

　　1995年底，该厂厂长蔡某看到一些厦工的关联企业的业务量大量下降，为了预防起见就送给俞步凡5万元，要求俞在业务量和风险金的提留上予以适当照顾；

　　1997年5月，该厂再次从小金库中提出10万元送给俞步凡，要其取消风险金；

　　1998年2月，该厂的资金周转遇到了一些困难，蔡某便请求俞步凡批准该厂从厦工处暂借200万元，并要求厦工改变以往用装载机抵外协货款的支付方式，用原材料款抵扣货款和多付一些货款给他厂用以周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蔡某便又从小金库中提出15万元送给俞步凡。收此重礼的俞步凡自然答应了蔡某的所有要求，也取消了该厂的风险提留金。

　　1998年俞步凡去德国考察时，该厂再次送给俞1000美金和2000港币。

　　开元区冷冻厂如此重礼的付出自然也取得了丰厚的回报。该厂与厦工的业务量从1996年的1227万元到1997年的1500万元，到了1998年更是达到了2700万元。

　　泉州建德“送”了30万元和3万港币

　　厦工与港商郭某合作在泉州成立了厦工泉州建德公司，该公司在西安设有厦工销售点，由建德公司负责在当地组织生产和销售。

　　郭某为了取得俞步凡对该公司的关照，于1996年和1997年底两次送给俞步凡5万元。

　　1998年8月，俞步凡去南非回来途经香港时跟郭说他的钱已用光，要郭先拿3万元港币给他买点礼物回去送人。郭于是又送3万港币。

　　同年初，俞步凡以出入用公车不方便为由向郭借了一部新买的丰田佳美车，后因情况变化，建德公司不断催促俞步凡还车。俞步凡推脱不过，便提出“借20万元买部私家车”后才归还。

　　其它

　　1998年春节，俞步凡打电话给安海安东锻造厂总经理柯某说缺钱用，要借人民币50万元，并让柯将款存入银行后把存折给他。柯考虑到俞步凡的职权对安东厂经济利益影响很大，便答应了俞的要求。俞步凡还亲自开车到安海来拿这笔钱。在取出4万元来用之后，将还剩46万元的存折交给了朱凯瑞。

　　1996至1998年期间，俞步凡四次打电话给协作单位广州天河工程机械集团董事长曾某，每次索要10万元。

　　1998年5月，云南厦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在昆明召开董事会，俞步凡暗示曾某拿些钱给他。曾随即从云南天河公司处拿5万元给俞步凡。

　　1995年，俞步凡向厦工中环销售商河北光远公司索要4.48万元。

　　对于那些敢不满足他要求的公司，俞步凡则采用取消厦工产品销售代理权或拖延给货或限期追讨所欠货款等措施，故意刁难协作单位，逼得这些协作单位对俞步凡的每次狮子大开口都有求必应。

　　“许多贪官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俞步凡也不例外。

　　1995年，当时已升任厦工副总的俞步凡在湖滨南路一家广告公司洽谈业务时认识了只有初中文化的朱凯瑞，在谈话中得知朱凯瑞是浙江人，因为俞步凡有大学同学和他的堂嫂都是浙江人，他的心中顿时有一种“亲切感”。随后他们便经常保持电话联系，经常成双出入饭店、宾馆、公园和海滨，保持着一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俞步凡先后送给她的钱物折合人民币达148万余元。

　　俞步凡先后送两部手机给朱凯瑞用，话费惊人且不付分文。

　　1995年，开元冷冻厂开办了一个汽车培训班，朱凯瑞想学开车。俞步凡便打电话给蔡某说有个亲戚想学开车，叫他帮忙一下。朱凯瑞便分文未出地拿到了汽车驾驶证。

　　1997年3月，朱凯瑞打算在卧龙晓城购买一套面积为110平方米的商品房，总价为30万元。俞步凡开车亲自送去了22万元，还拒绝支付黄某为此装修而付出的16万元。10月房子装修完工后，俞步凡还送去了一台电脑、二台空调和一部VCD机。

　　1997年初，朱凯瑞听俞说现在炒股很好赚，便应他的要求给了俞10万元用于炒股。到第二年初俞就将晋江安海安东锻造厂送的还剩46万元的存折给朱凯瑞，说这是一年来炒股所赚的，并吩咐她尽快办好转存手续。

　　1997年底，朱凯瑞向俞步凡说起想买一部车，觉得奥托不错，差不多要10万元，俞过后不久就给了她现金10万元。

　　此外，俞步凡还断断续续地在他的保险箱里以朱凯瑞的名义存入活期存折和大额存单。平时还经常送金块、钻戒等一些贵重物品。

　　“闻者足戒”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某种权力，而如果这个权力又缺乏主观思想的严格自律和客观环境的约束与监督，他就可能变得十分贪婪而腐化堕落。

　　俞步凡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拿组织纪律、党纪国法开玩笑，把同协作厂的正常经济合作关系当作个人攫取私利的筹码，利用职权，通过对外协厂和中环商在外协业务量、风险金的收取、减免以及货款的支付、销售代理权上关照，以购房、装修、急用钱等名目向它们索要钱财。

　　国有企业的领导机制使得俞步凡在厦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接任总经理伊始，俞步凡就对厦工的销售政策、销售价格、样机管理等方面来了较大的变动，仅凭“个人关系”的亲疏程度来决定对外协作厂的政策倾斜力度。这一切动作都没有在公司领导会议上通过，都由俞步凡说了算。

　　俞步凡在个别协作厂的倾斜政策，严重打击了其它协作厂的积极性，使得厦工的市场占有份额逐步下滑，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俞步凡只看到厦工在全国同行业仍排名靠前，居功自傲，放松了对企业应有的严格管理。面对不断下滑的企业经济效益和三千员工与股东的利润压力，俞步凡并不能在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团结大多数领导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集体智慧，反而对国有企业在原有形式下脱离困境没有信心。

　　既然没有信心领导企业走出困境，俞步凡理所当然地想到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的出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处世哲学。于是就走上了和所有贪官一样的道路：大肆地捞钱和包养情妇……结果也是一样的：毁了自己、毁了家庭。

　　在看守所里，俞步凡写道，“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学习有所松懈，目前这几年国内销售市场的不景气，面对三千员工及股东的利润压力，对国企在原有形式下能否脱离困境没有信心，慢慢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使腐败的思想有了可趁之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俞步凡的可悲下场又一次为某些人敲响了警钟。本报记者 卢维伟 通讯员 周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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