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财物可以充当“糖衣”，美色也一样。作为公器的人民公仆，理应受更高标准的约束，而不是更低，他们的道德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因为他们的道德关乎国计民生。如果把性贿赂只看作是普通“男女关系”，是“道德品质问题”，那这也是一种致命的道德问题。

　　-即使我们把性关系视为物质的，也仍然与财物有本质区别———人和物的区别。人是有生命的动物，他的感情活动是不能以财物来计算的。二则人的感情行为是人的隐私、人的合法权利，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空间，任何人不能随意干涉，不管什么名义，不管这种感情崇高还是渺小。

　　最近，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国祥等人提出立法制裁“性贿赂”；也有人认为“性贿赂”虽然存在，但司法实践上操作有难度而不同意立法。

　　我想指出，那些提供“包二奶”费用，或报销嫖娼费用的人，目前都在刑法打击之列。我指的是利用女色从腐败官僚手中谋取不当利益的双方，如不久前将三陪女提成某开发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当事人，近日报道的广东省国土厅副厅长将一无业女青年提成公安局副局级侦查员的当事人，对腐败官僚，完全可以按党纪处分，并以伪造公文罪、渎职罪等法律条款追究责任，但决不能以性“贿赂”罪名来追究双方。因为性爱或者说性关系只要两厢情愿、没有暴力干涉、不是嫖娼卖淫，就是道德调整范畴，而不属法律范畴。

　　受贿罪、行贿罪的特点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收受或给予财物，财物不同于性关系，是一种物质形态。即使我们把性关系视为物质的，也仍然与财物有本质区别———人和物的区别。人是有生命的动物，他的感情活动是不能以财物来计算的。二则人的感情行为是人的隐私、人的合法权利，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空间，任何人不能随意干涉，不管什么名义，不管这种感情崇高还是渺小，就像人有言论的自由、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一样。在个体生命自由选择中，他可能犯错误，如可能说错话，可能选择不适合的工作，可能未婚同居怀孕……总之，现代社会要有个体生命选择的空间，犯错误的空间。保证、尊重个体生命的自由选择空间，是文明法治社会的需要。不能保证个体的自由选择，就不能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把这个空间消灭了，恐怕任何错误行为都会触犯法律，那是原教旨主义者的理想王国。贪官与人私通，从道德层面讲，破坏家庭关系，对配偶不忠，二则公众人物得接受监督，但与法律无关。为情人谋私利，法律上有渎职罪、玩忽职守罪等可追究其责任，但与“性贿赂”罪名无关。罪错只在贪官谋取不当利益，而非有情妇。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多年“交情”，“帮”了李的公司大忙，但如果他不贪污、受贿，是不会受到法律惩办的。情人与谋私利之间当然有关系，但是两码事儿，不太准确地说，一件是私事，可以选择，“可以”犯错误，属道德调整范畴；一件是公务，用公权谋私利危害社会正常秩序，轻则行政处罚，重则触犯法律。如果法律由此“顺藤摸瓜”而越界，进入道德范围大动干戈，那就破坏了法治的原则。

　　从司法实践可操作性来讲，如果真有“性贿赂罪”，我并不认为实践上有什么无法操作无法举证的地方，只要下功夫，侦查手段发达点，证据总能找到，比这复杂十倍的罪行都能侦破，何况……但是法理不通，“性贿赂”这个理念是不能成立的，是法律越界形成的。

　　受贿、行贿腐败之风大有蔓延之势，国人恨之入骨，可以理解，但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必须回到法治和理性轨道上来。我们已经付出了包括“文革”这样昂贵的成本，再不能“病急乱投医”，把不道德的行为“上升”到违法行为，那极可能误伤一些人，这样的事已经够多了。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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