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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打黑”要打出“黑后台”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2月22日09:32 青年时讯

  一位黑社会老大混入公安队伍之后说:“我在社会上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

  一个姓曾的黑社会头目落网以后,竟然有一些来自当地政府官员的电话和字条,向地方公安施加压力,要求放人。

  法学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的时候,强调打黑必先反腐。他认为,在个别地方出现“官匪一家亲”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必须要深挖黑势力渗透在党政机关和司法队伍中的黑后台。

  在我公安队伍展开扫黑除恶行动以来,各省捷报频传、硕果累累。令人遗憾的是,在破获的很多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案子中,相当部分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本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本月中旬,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各种恶势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切实增强搞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责任感,各个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把专项斗争组织好、开展好,确保取得实效。同时还强调要深挖和依法严惩黑势力在党政机关、司法队伍中的“保护伞”和后台。

  保护伞下的黑势力

  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一位被采访的姓李的市民气愤地对记者说“黑社会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势力?我们的公安司法队伍有没有问题?黑社会没有保护伞怎么可能越来越猖獗?”这位市民的观点虽然有一点偏颇,但是代表了一些群众的看法。比如一位网友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提到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发生在吉林省,当地黑社会头目梁旭东竟然可以凭借在警察队伍里的哥哥的关系混入公安队伍。据报道,梁原本只是一个粮库工人,在其兄梁晓东的多方“运作”下,被从外地调入长春。1994年,梁旭东等受人之托制造了一起重大血案。省、市领导多次批示———查清此案,严惩凶手。然而,负责查处此案的长春市某区公安分局,却以一般治安案件处理,使这些凶残的暴徒得以逍遥法外。梁旭东由此声名大振,逐渐在长春市形成一股势力,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1995年10月,梁旭东凭借哥哥梁晓东多方“沟通”得来的领导“关照”,弄到假文凭,以“长春生物制品所保卫科长”身份办了聘用干部手续,并通过关系调入长春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公安民警。

  梁旭东混入公安队伍之后曾说:“我在社会上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

  梁这样的案件在老百姓中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法学界人士认为黑社会势力之所以死灰复燃,以至于有“警匪一家”的偏颇的说法,主观上的原因是因为腐败,南京大学一位法学教授指出:“就当前的现实而言,扫黑必须和反腐败结合起来。”他说:“目前的黑社会,非常注重和官方的关系。在我国的党政机关和司法系统中,贿赂国家党政干部,培植黑帮势力。在个别地方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已是公开的秘密。”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宋浩波教授。宋教授认为,和欧美及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比较起来,大陆的这类组织还不能称其为“黑社会组织”,所以,公安司法部门在相关文件中称他们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是非常准确的。宋教授还说:“我们不能否认,在实际工作之中,已经发现存在所谓‘官匪勾结’的现象。但在我国,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这类现象忽略不记,这种现象的危害是很大的———它可以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的良好状况,甚至可以破坏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导致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受到威胁。”

  据了解,近几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在全社会范围之内有抬升的趋势,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因为有些地方的黑势力在政府部门中找到了保护伞。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一些有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往往有正规的身份作为掩护,有明文规定的帮规帮纪,有像模像样的加入仪式,有层层衔接的层阶组织,有他们精心制作的行动计划,有比较明确的作案分工,甚至有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过冲击当地政府部门的记录。他们对异己的态度还非常凶残野蛮———挑脚筋、断手指、切耳朵、挖眼睛、割生殖器等等。在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一些地方,甚至有黑社会成员提出召开所谓的“全国黑社会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性的黑社会组织。据一位司法界人士介绍:“我国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是比较大的,尤其对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更是决不手软。比如说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一起跨国犯罪集团案的当天,有15辆警车和防暴装甲车赶到了现场,近百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在法院把守,数十名特警和狙击手在附近进行高点戒备。这表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和打击黑社会势力的决心。”

  与政府作对还是“做朋友”

  有关专家研究表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对待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一般是两种,一种是极端对立,疯狂报复;还有一种是拉拢腐蚀,搞“官匪一家亲”。宋浩波教授曾经就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在国内几个省地做过深入的考察,他在接受采访时对本报记者讲了这样几个例子:“在九十年代前期的湖南,有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其头目在劳教释放之后,为了对刑警队进行报复,找到了刑警队队长的15岁的外甥,残忍地截掉这个无辜的孩子的九根手指,使之成为一个废人。在沈阳也发生过类似的一个案子,有一个姓曾的黑社会头目被捕之后,余下的党羽竟然砸了一个派出所,之后,还不觉得解恨,随即又胁迫二十多辆出租车拉着爪牙前往关押曾某的分局所在地,扬言要救出他们的领袖。”而另一位专家坦言,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近期对政府官员更多地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不搞血淋淋的恐怖活动,相反他们通过拉帮结派、行贿送礼与政府官员“做朋友”的方法来搞政府“公关”,而正是这一招,使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一些地方找到了所谓的后台和政治上的保护伞。

  据宋教授透露,前些年,在黑社会犯罪比较严重的某省,有两个“洪帮”的山头门堂,这两个山堂除了拉进了许多在职的党员和干部之外,还拉进了几位在职的党支部书记,因而一时间的活动特别猖獗。而在东北某地,一个姓曾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只要感觉手头吃紧,便大开所谓的生日聚会,以此来聚敛红包过日子。在他所“管辖”的片区内,平时被他剥削和敲诈的各种大小企事业单位不得不纷纷上门前来“祝寿”,一副老大气派。在这位姓曾的黑老大被捕之后,缉拿他的公安分局接到了一些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电话和纸条,目的都是为了帮助那个曾某来说情解脱罪名的。怪不得当地一位公安领导无奈地说:“从申报批捕到开庭审理有很多的程序,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姓曾的就会被放掉,为了不使他逍遥法外,我只好不往上申报,把他劳教了算了,至少可以压压他的气焰。”

  同时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了解到黑社会猖獗的地方很多是与地方党政干部的参与有关,或者或多或少地与地方干部的暗中支持有关。比如说长春梁旭东黑社会团伙案,这个团伙自1994年以来,先后多次从事有组织杀人、抢劫、敲诈勒索、聚众斗殴、设赌抽红、组织卖淫等严重犯罪活动,在4年时间里疯狂作案几十起,是一个特大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检察机关已对包括梁旭东在内的26名团伙成员提起公诉。在公安、检察机关侦办梁旭东团伙案的同时,吉林省和长春市有关部门还对与该团伙有牵连的一批党员干部进行了处理。目前已判刑1人,开除党籍2人,开除公职4人,撤销行政职务2人,给予其他党纪政纪处分的3人。有关人士指出,通过这个案子可以明白,要彻底扫黑除恶,首先要严惩黑势力在政府官员中的后台和保护伞。

  腐败是一个缝隙

  谈到了“官匪勾结”现象的产生原因,宋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新鲜的说法,他说:“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在死灰复燃的情况下之所以可以很快地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之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和保护伞,有两个原因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是腐败问题,再有就是现在中国特别是大陆经济所处的时期。”目前,处理的很多关于领导干部的问题,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和腐败有关的。在说到腐败对“官匪勾结”现象的助长作用的时候,宋教授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海南省曾经发生过在录用警员的过程中,由于把关不严,致使很多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有前科的人员混入警察队伍,而当职领导却只顾眼前利益,收受贿赂,更有甚者参与买卖警衔的勾当。这样的行为影响是恶劣的。”宋教授说:“腐败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社会问题,不是一时间才出现的情况,它的产生缘于许多的社会原因,比如腐朽的思想的影响、金钱利益的诱惑和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平的现状等等。腐败对于‘匪’是一个缝隙,是可乘之机,一旦有了这个可乘之机,黑势就会义无返顾地一攻到底,急于找到一个政界的代言人和保护伞是那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的阶段性任务,没有这样的一些‘官员朋友’,黑社会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所以说,腐败是造成‘官匪勾结’现象的原因之一,值得我们有关的人员注意。”

  宋教授是研究犯罪学的,平时也注意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他认为,防范“官匪勾结”现象的发生,还有很多客观的原因是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他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在转型阶段,流通是一个明显的特征,而流通包括人员的流通和资金的流通,这样就容易给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复辟客观上造成一个空间———大量的农业闲散人员涌入城市,而后又一时没有找到生存之道,成了所谓的社会盲流;随着资金的流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这便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在中国大陆原始的人员资本和资金资本的积累阶段,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原始积累的资源扩大自己的组织规模。在向官方渗透的时候,他们利用那些积累起来的资金,不断的向‘目标’行贿,或者利用女色与‘目标’手里权力作交易。“目标”们之所以可以很快的上钩,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社会整个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代里,社会的保障制度还不成熟,特别是在分配制度上,当经济条件和自身的地位极不相符合的时候,那些不满足的人们就会向外界伸出贪婪的手,于是,便与渴望这双贪婪的手的黑社会们一拍即合了。”

  那么,在“官匪勾结”中到底是“官成了匪的情况多,还是匪当了官的情况多”呢?宋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目前来讲,由于我党在用人制度上的坚强领导,很难有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成员可以乘机钻进党的领导班子,然而,有少数领导干部,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他们渐渐的被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贪欲”所征服,最后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犯罪的深渊。“贼船好上不好下”,一般来讲,贪官当成了是很难“下岗”的,就算主观上想“洗手”,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是不会让他们安然“退休”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官匪勾结”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套老乡的关系,套部属的关系,相互之间进行利益交换,利用黑社会成员最常见的女色和金钱向党政干部发起的进攻。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详细地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情节”,包括: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跨境和入境犯罪;多次实施包庇和纵容行为;其行为致使某一地区或行业遭受黑社会活动破坏特别严重;对打击黑社会犯罪实施阻碍;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或参与者逃匿及有其他的严重情节的行为。这些规定充分表现了我国对“打黑除恶”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专题撰稿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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