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美国一名叫葆拉·琼斯的妇女对总统克林顿提起了诉讼，诉称他在当州长的时候有性骚扰，而后引发了轰动世界的克林顿性骚扰案。性骚扰是指以言语或非礼动作调戏妇女。这在平头百姓算不了什么，也不构成犯罪，大不了是个道德品质问题。但对于官员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由此引出一个话题：为什么在常人作为道德品质的东西，在官员会成为犯罪？

　　从现代法治国家看，将道德的东西法制化，是维护公共权力的需要。因为官员都握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官员对部属或他人进行性骚扰是滥用职权的特定形式，立法规定禁止官员性骚扰，体现了现代法治对公共权力制约的限制，性骚扰罪的设立不过是防止官员滥用其权力的一种措施。

　　随着法治社会的进步，传统作为官员道德的东西都已逐步法制化，到今天，属于道德范畴的官员行为几乎已很难找到。比如，廉洁、诚实信用和效率，在老百姓是一种美德。但这些东西对于官员来说，都属于义务。当代法制国家对此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廉洁，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官员廉洁的制度，如财产申报制度、法院宣誓制度、行为跟踪制度、品德专核制度等。为防止官员在交际和应酬中得到好处，法律明文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馈赠和饮宴的邀请，一经查实，即以贪污论处。显然，廉洁对官员来说并不是道德问题。我们社会中有一个提法叫“反腐倡廉”，这个“倡”其实是用得不很准确的。因为不贪污并不是官员的道德，而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必须。比如孝敬父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但有些地方已经制定法规，明确规定不孝敬父母的人不能当官。也就是说孝敬父母对官员来说不是一种道德而是一种义务。又比如，个人隐私，在法制国家是严格受保护的，但官员则不在此例。官员无隐私已成为法制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以至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不得不面向全国坦白他与莱温斯基的隐私。因此，同一件事发生在公民和官员身上，就会有不同的衡量尺度。我国某地方一官员车子路过某地，路上遇一重伤者，众人要求该官员下车救人，该官员以有事务而拒绝。后伤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当事人将该官员的车号及行为向有关部门控诉，后该官员被罢官免职。而涉事者如果是一位普通公民，他大不了承担一种道德上的指责。

　　官员道德行为的法制化趋势反映了当代法治国家控制国家公共权力的基本要求。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指出：“任何现世的权力都不应该是无限的，不论这种权力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代表、属于任何名义的人，还是属于法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有句传遍世界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现代世界绝对的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已不在少数。近年，腐败总统下台后，为追其侵吞的赃款而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已不鲜见。总统如此，普通官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国，已被正法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江西任职期间每天纳贿一万多元，原海南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家中抄出的财产达1400多万元……因此，将官员的行为包括道德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对法治国家来说，不仅必须而且必然，也成为各法制国家规范和引导官员行为的基本标志。

　　道德和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法治条件下，它们对官员和公民却有不同的意义。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调整其行为的主要规范是道德，法律没有禁止的则可为，否则就会背离法制。但对官员来说，恰好相反。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设定其行为的规范是法律，法律没有设定的则不可为。而不可为而为之，或应当为而不为之，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据我国媒体报道，重庆一位5岁男孩遭遇车祸，肇事司机磕头向路人求助，但是驾两辆警车路过的5位民警，均未下车对事故做出处理，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重庆市公安局经过调查，认为这5位民警的行为已违反警察法的规定，是严重的不作为行为，对5位民警分别作出调离警察队伍、记过等处分。反过来，如果这5位民警做了，则是一种“应当”，我们也没有必要感激甚至大肆宣传。因为官员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的行为，是他们对人民的一种法定义务。我们不能把官员行为理解为道德，否则，就会降低官员的法律和社会责任，也破坏了法制社会的基本信念，最终将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蒋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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