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之狱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先后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仆、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逮捕入狱，并以法庭审判的方式欲将七人治罪。

　　1931年12月12日，沈钧儒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沈钧儒等的爱国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反感，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上海市警察局将沈钧儒等七人逮捕入狱，旋即于当天分别将七人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第三分院受审。

　　以上海市警察局为原告的控方拿不出任何证据，在四位被告的严词驳斥和律师的辩护下，第二分院被迫裁定四被告保释。第三分院的审判庭庭长吴廷琪则当庭宣布另外三被告没有犯罪行为，法庭不予起诉。

　　但是，仅仅在七人被释放十多小时之后，上海市警察局又以有“逃亡之嫌”，将他们先后关押。1937年4月3日，检察官罗织了七人的“十大罪名”，对他们提起公诉。1937年7月，江苏高等法院迫于国内外的强大压力，裁定“停止羁押，交保开释”。

　　一年半之后，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撤回对“七君子”的起诉。至此，“七君子”事件终以爱国力量的彻底胜利告终。

　　在当时的情况下，爱国和抗日已经成了国民的主流思想，国民党政府反民意而行之，还想借司法审判的手段来惩治爱国者。他们忘了，一旦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总归要在程序上说得过去。那种连控方自己都说不清罪名的审判，注定要惨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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