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初，京城媒体纷纷报道了一起副局长无罪案。这是一起检察机关从指控犯罪到提出抗诉全部失败，被告人最终被法院宣判无罪的案件。此案历时5年，开庭5次，被告人曾两次入狱。

　　格外引人关注之处是此案是否错案已引起争议。有关专业人士认为，不能简单认为抗诉失败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办了错案。同时指出，对同一部法律不同机关均可作出司法解释的体制，是导致抗诉失败的一个根源。

　　-从指控犯罪到抗诉均败诉

　　据报道，2000年11月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判长唐仑宣判：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后，一起贪污受贿案以被告人焦士发无罪告终。

　　1995年平谷检察院依据举报，将北京公路局平谷分局副局长焦士发逮捕。次年，该院以焦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占用有关费用6000余元和接受一套价值40800元的楼房为由，指控其涉嫌“贪污受贿”。法院第一次审理中，检察院撤诉。

　　1998年4月，焦士发再次被捕。7月平谷检察院再次以涉嫌贪污受贿罪提起公诉。平谷法院第二次开庭后直到1999年4月才作出判决，认定指控焦贪污罪不成立，但收受楼房一套构成受贿罪。判处焦有期徒刑两年零5个月。

　　焦士发上诉后，1999年10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当年12月15日，二中院裁定撤销一审认定焦犯受贿罪的判决，发回重审。

　　2000年5月，平谷法院第四次开庭审案，当庭宣判焦无罪。此后平谷检察院提出抗诉。市检察院二分院5个月后支持抗诉。9月，市二中院第五次审理此案。11月，法院最后作出判决，驳回检察院抗诉，宣判焦士发无罪。

　　至此，平谷检察院指控焦士发涉嫌犯罪及后来的抗诉均告败诉。

　　-抗诉全面失败不多见

　　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检察机关人士坦言，尽管抗诉失败的案件不少，但抗诉全面败诉的情形则不多见。

　　据介绍，在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情况有两种。一是针对尚未生效的判决提出抗诉。其次是针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提出抗诉。民事、经济案件中只能针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抗诉失败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下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后，上一级检察院如果认为不当有权撤回。这样，二审法院就不再审理，一审判决生效；二是提起抗诉后，抗诉理由被二审法院部分采纳，抗诉就算部分失败；第三种情形是，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也就是抗诉全面败诉。

　　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洪道德教授了解，检察机关抗诉全面败诉的情况是极少数，超不出百分之十。更多的情形是，检察机关的抗诉被二审法院全面采纳。

　　代理被告人焦士发的北京翔龙律师事务所王子英律师也说，检察院败诉的案子不少，但整体上讲失败率很低。抗诉失败的也不多，涉及有罪无罪提出抗诉失败的案件就更少了。

　　-检察院输在“证据不足”

　　“焦士发案”是检察机关从指控犯罪到抗诉均败诉的案件。格外引人关注之处是检察机关败诉原因何在？此前媒体均未提及。

　　从北京市二中院终审裁定书中可以看出，焦士发之所以被判无罪，是因为法院认为检察机关“证据不足”。因此，法院对北京市第二检察分院所提支持平谷检察院抗诉的意见，也“不予采纳”。

　　裁定书中说，平谷检察院指控焦士发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价值4万余元楼房的事实，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在该检察院对部分证人采取强制措施后，证言出现反复，经当庭质证，矛盾还是不能排除。所以二中院认为指控焦士发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证据不足。

　　王子英律师说，“焦士发案”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证据采信以法庭质证为准。

　　王律师特别提到历时一天的第三次庭审，10多位出庭证人，大多推翻了原来在检察院所作的证词。此前，法院也取了证。和当庭质证相吻合的证据就被采信了。他说，有一个证人有两份证据。一份是这个证人否认一个事实，而另一个又承认这个事实。当律师找到这个证人时，这个证人再次否认了这个事实。最后法院采用了这个证人否认这个事实的证据。

　　王律师说，一些违法取得的证据应视为无效。一个无效证据当然不足以定案。如果多了，就势必影响法庭对检察机关证据的采信。

　　-“焦士发案”是否错案有争议

　　“焦士发案”虽已终审，但此案是否错案已引起了争议。

　　王子英律师认为，“焦士发案”检察机关毫无疑问办了错案。他认为情况甚至比这更严重。因为依法，证人是不能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王律师说他在接案后就发现控方有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暴力取证的问题。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讯问被告人笔录”。这是第三次庭审前，王律师从检察机关提供给法院的证据材料中找到的。笔录第6页记载了一位证人向检察院所作的陈述。证人说他在检察院被铐过，所以才讲了不负责任的话。

　　与此相反的是，平谷检察院反贪局承办此案之一的张检察官坚称，他不认为此案是错案。

　　他有些激动地说，法院判决被告无罪，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楼房在这儿摆着，有产权证、发票，一分钱没花，这些是否认不了的基本事实。他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他否认有证人翻供和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但他又说，无论翻供不翻供，基本证据在这里，没必要纠缠细节。

　　张检察官称本报记者是第一个采访检察院的。此前媒体报道有偏听一面之词的问题。他一再说欢迎记者到检察院全面了解情况。

　　-抗诉失败未必都算错案

　　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处二处温长军处长说，抗诉失败的情况经常遇到。他认为应该纠正法院判“无罪”，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办“错案”的不正确观念。

　　理由之一是检察机关和法院两部门对法律理解不一样；其二是侦查手段、水平以及法律规范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第三所有判无罪的案件都是双方有争议的案件。所以法院怎样判，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就错了。

　　他说，抗诉是检察机关表明的一个监督态度。结果一个是法院接受了检察机关的态度；另一种就是不接受。不论法院接受与否，都是很正常的。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不过他强调，这要排除司法人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形，指的只是正常工作当中法院判无罪的情况。

　　洪道德教授也认为，不能简单认为检察院抗诉失败就是办了错案，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案。他说，检察院迫于某种压力或滥用职权时就会出现错案。

　　-抗诉失败与司法解释有关

　　恐怕设计者当初也不曾想到，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竟会导致检察机关无法避免地，陷于难免抗诉失败的尴尬境地。

　　洪道德教授说，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同一部法律，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均有司法解释权，而各自的司法解释就有不一致的地方。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某个地方检察院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觉得对某一起案件应该提出抗诉。而接到抗诉的法院会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抗诉不能成立。这势必造成检察机关明知抗诉会失败，但还是要提出抗诉的尴尬境地。

　　洪教授以为，这是检察机关抗诉失败的一个根源。这个根源的产生是因为法律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同属司法机关，对同一部法律具有同样的司法解释权。

　　温长军处长在谈到抗诉失败时也承认，检察院和法院对法律不同的理解是导致抗诉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司法解释体制有无调整必要

　　其实法律界人士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一起案件的最终裁判权在法院。法院是独立行使裁判权的惟一司法机关。让人质疑的是，既然如此，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进行调整。

　　王子英律师说，对同一部法律不同机关均可作出司法解释，结果导致法律冲突的出现，的确不合理。他说，这是一个检察权大还是司法权大的问题。他认为对一部法律的司法解释应该是统一的，不应该是你也有权解释，我也有权解释，也不应该不同的部门都有权解释。有些权力该取消就得取消，或者进行一些限定。

　　洪道德教授谨慎地说，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但法律已经这样规定了，是否要调整还应慎重。

　　据介绍，国外一般司法机关只有一个，那就是法院。只有法院能对法律实行审查，法官凭自己的学识、经验等对法律作出解释。

　　-还是要尊重法院权威

　　洪道德教授认为，在目前情形下，重要的是要树立法院的权威。当法院作出最终裁判后，当事各方应服判，以防止出现因为最小利益而损害最大利益的情形。

　　王律师也说，法院拥有最终的裁判权，就应该以法院为准。这是毫无疑问的。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戏剧变化，至少能让人看到美国人尊重法院的情形。当美国联邦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后，戈尔无论心中有多少委屈，还是立刻表示服判。

　　洪道德教授另外谈道，检察机关内部规定是相当不错的，应该严格执行。有些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这些内部规定所致。

　　据介绍，检察机关规定，抗诉首先由经办人(当初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认真审查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非改不可的错误，再提出报告，然后由起诉处领导集体讨论，至少经过集体审查；此后，再交给主管检察长审查。然后一定要在检察委员会讨论。某些重大的案件在提出抗诉之前，还要向上一级检察院汇报一次。文／本报记者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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