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19日，重庆江津市36岁的刘晓龙，坐在已经呆了一年半的看守所里，等来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要开庭审理他案件的消息。此前，他已经经历了三次走上法庭的程序，一审，二审，和二审发回江津市法院后的重审。律师一再强调的“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曾经几度给了他信心和希望，结果有了同样多的失望。

　　上午10时50分，市一中院法官庄严宣告终审判决：此案证据不足，撤销江津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被告人刘晓龙无罪。

　　法警当庭为刘晓龙打开了手铐。他与家人抱成一团痛哭。

　　关注此案的当地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重庆市第一个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的案例，“疑罪从无”原则从司法人员的意识层面落到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

　　“疑罪从无”原则为刘晓龙打开释放大门，经历了漫长而可贵的司法程序。

　　歌乐律师事务所刘晓禾律师是刘晓龙的辩护人之一，经历了这个有意义的“第一案”。他介绍了过程———刘晓龙在此“案”发生前，当过江津面粉厂厂长。他因让濒临破产的面粉厂起死回生，而获得过江津市两届“十杰青年”称号，并于1998年4月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

　　1999年7月，正当他“平步青云”之际，江津市检察院以刘晓龙涉嫌贪污向江津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称，刘晓龙在任江津市面粉厂厂长期间，于1995年召集财务科科长(已判刑)等4人开会研究，决定以给职工谋福利、业务费的名义，用虚开购买麻袋凭单的手段透支公款。会后，几人按计划虚开购买麻袋凭单11张，总金额近15万元。几人将其中10万元5次私分，刘晓龙从中谋取2.5万元。检察院认为，刘晓龙利用职务之便，主持私分公款，触犯刑法已构成贪污罪。

　　江津市法院认为，检察院指控刘晓龙的证据材料相互关联，形成锁链，虽然刘晓龙全部予以否认，但又提不出其他证据来否定，认定刘晓龙犯有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刘晓龙辩护人歌乐律师事务所罗全钰、刘晓禾律师认为，法院“疑罪推定”刘晓龙有罪，没有道理。他帮助刘晓龙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采纳了“疑罪从无”的辩护意见，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原审法院重审。重审中，辩护人再次提出“疑罪从无”的意见，结果却是法院仍以贪污罪判处刘有期徒刑3年，比一审多了一年。

　　律师对“疑罪从无”原则的信任，让刘的家人鼓足勇气再次向重庆一中院上诉。

　　在重庆市一中院的法庭上，罗律师提出：一、11张假凭单没有当时任厂长的刘晓龙的签字；二、刘晓龙决定私分公款，其个人分赃的地点不详，三个证人的证词前后不一；三、检察院三份公诉书中所述时间地点以及分钱次数不一致。“这些证据怎么能采信？没有这些所谓的证据，判有罪显然是典型的证据不足。”重庆市一中院采信了辩护人意见，作出“刘晓龙无罪”的终审判决。

　　一位律师说，此案与其说刘晓龙胜了，不如说“疑罪从无”原则胜了。

　　编后

　　宁可错放不能错判

　　熊波

　　编完这条稿件，我们的心情仍然是惴惴不安。我们担心，就这样放了这位有“贪污嫌疑”的厂长，群众的情绪是否能接受得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律是“重实体，轻程序”———“包青天”一直是中国法律的化身，只要最终的结果公正，审判程序是可以忽略的，对坏人可以刑讯逼供，可以“重打五十大板，看你招还是不招”……

　　但是，在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之前，法院居然把这位厂长放了！这是法律原则的胜利。

　　我们为这位厂长感到庆幸，并不仅仅因为他被释放，而是庆幸他正好赶上了一个司法正在进步的年代，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案件，将一个进步的信号传递出来，那就是通向公正的道路只能是合理的审判程序，正如我们坚信“未经法庭审判，不能对任何人判定有罪”一样，司法程序的进步，正在通过种种案例凸现出来，并逐渐深入人心。

　　美国在审判辛普森的时候，一项民意显示：90%的民众认定他是杀人犯，但这些人还认为，如果自己是陪审团成员，则不会判辛普森有罪。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任，应该超过对自己感情的信任。

　　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走出“包青天”式的法制方式。(本报记者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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