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来，湖北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县处级干部161人，其中50岁以上的多达67人，占42%。50岁以上的县处级干部多数到了功成名就、激流勇退乃至颐养天年的阶段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泪洒黄昏呢？记者对其犯罪特点和原因作了分析。

　　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一是往年作案多，隐蔽性强，潜伏期长。据统计，在67人中，1998年以前作案的有57人，作案长达5年至今才被发现的有32人。如中国银行鄂州市分行原行长李振甫(62岁，已退休)，1993年受贿10万元的犯罪事实，至1999年9月检察机关查处相关案件时才得以暴露。

　　二是“着陆”年龄作案多，投机性强。县处级干部到了55岁至60岁，其中一些人就趁退休之际再“捞一把”。据分析，在这些年龄段作案的有24人。如湖北省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原主任徐思国趁退休交班之机，与会计相勾结，以还财政厅借款名义将公款10万元转入私营企业，套取现金予以侵吞。

　　三是单位“一把手”作案多，影响大。在67人中，作案时任单位“一把手”的有36人。如武汉市电子产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姜琦在管理工程、购买设备中受贿23万余元。

　　四是受贿犯罪突出，预谋性、交易性明显。在67人中，有35人涉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的权钱交易性质明显，并且犯罪过程中行贿、受贿双方各取所需，心照不宣，具有明显的预谋性。

　　五是企业领导干部犯罪突出，谋私性、贪利性明显。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国有企业中的一些县处级干部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钻制度空子，直接侵吞、私分国有资产，中饱私囊；或者大肆挪用公款，进行个人营利活动。在67人中，属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有40人；其中进行贪污、私分、挪用等直接谋私贪利犯罪的有25人。

　　对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主观上看，首先是在高位重权中脱离群众，权力观发生错位。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多是具有一定职务和地位的领导乃至单位“一把手”，其中一些人随着职务的升迁和地位的提高，在优越生活中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其次，在事业转折中人生观发生扭曲。50岁以上的县处级干部本应以“站好最后一班岗，搞好传、帮、带”为新的事业追求，但其中一些人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思想防线放松，最终陷入贪污腐化的泥淖。

　　再次，在分配差距比较中心理严重失衡，一些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面临着交班还权，滋生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念头，以物质利益的追求来弥补权力的失衡。

　　从客观上看，一是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50岁以上的县处级干部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受市场经济冲击最大的一批干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有偿服务等观念深入影响他们的思想，甚至扩大到权力领域异化为权钱交易；社会上“越富越光荣”观念与消费刺激下“辛苦工作一辈子，不够买房一下子”窘况的巨大反差，对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也起到催化剂作用。二是社会变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新旧制度交替出现的漏洞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三是干部管理监督上存在的弊端对职务犯罪的影响不容忽视，对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监督不够。四是预防犯罪的机制不健全。从外部预防上说，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很难有效针对县处级干部开展。从内部防范上看，一些单位对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的教育和管理松懈，片面强调依靠自身严格要求，对违法违纪干部片面强调“保护”，使得一些犯罪分子肆无忌惮，长期潜伏作案。

　　针对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职务犯罪特点和原因，有关部门建议：50岁以上县处级干部仍要加强党性锻炼，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有关单位应落实学习制度，加强检查、督促，并增强针对性，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在干部选拔上，变“相马”为“赛马”。在干部任用上，能者上，庸者下，不论资排辈，不以年龄画杠，落实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一把手”的内部和外部监督，保障权力规范运行、阳光作业；严格实行任内考核和离任审计；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待遇，缩小分配差距，使之退有所得，老无所忧；继续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防范工作力度，及时发现，严厉打击，标本兼治。

　　诱发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只有这些措施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县处级干部的职务犯罪的发生。 (本报记者 郭清君 通讯员 吴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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