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福建省为建设省体育中心，在福州市率先发行了全国第一张体育彩票。然而近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却下发了一个《关于立即停止发售各类彩票的紧急通知》，时值岁末年初彩票发行的大好时机，此举让很多人不得其解。福州市政府的理由是：“两节”期间，不少来福州打工者都想一年结尾带笔钱回家，但其中有些人身上根本剩不了多少钱。花钱买彩票中巨奖便成了最后选择。输多赢少，总有人为买彩票倾尽所有，一无所获。回不了家这些人只好去偷去抢，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福州市政府的“缺乏经济头脑”却可以让人们对目前火爆全国彩票热卖给以冷静的法律思考。

　　毋庸置疑，不管是福利彩票还是体育彩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据统计中国正式批准发行彩票13年，销售额逐年增加，至去年底已完成销售额504亿元人民币，此款对我国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财力支持。但面对彩票产业化的这种倾向，政府部门是大力宣传，当成一项无污染的新经济发扬光大，还是撇开以少赢多的“商人”心理，从一个宏观管理者的无私和理性出发审慎行事，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彩票本身难以摒除的博彩特征，促进了社会的浮躁怨艾和不劳暴富心理，造成了社会整体心态的扭曲，对社会的公平良性发展埋下了潜在的不安因素，因为对社会的不可预期性过于张扬，本身就有悖于法治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公序良俗的形成。各类媒体的炒作宣传更是推波助澜。为此政府不能简单认为通过发行彩票，募集来钱，干了实事，就两全其美，还应牢记自己的整体社会责任和终极关怀。尤其是在当下腐败盛行，社会上舞弊严重，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形下政府更应承担起移风易俗，合理理性安排社会生活的责任。至此笔者并非提倡废弃彩票事业，而是希望有关部门对现阶段发行彩票的利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彩票向正规化理性化方向发展。

　　政府要实现有效的引导和监管莫过于采用法律的手段来规置彩票的发行。为此彩票发行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亦应得到重视。

　　首先是彩票发行的主体法律必须严格予以限制。因彩票发行数额巨大，奖项数额巨大，牵扯人数之众，法律又不能明文限定公众购买的权利，所以只能严格限定发行主体的资格，以防让不适格的人员或单位有可乘之机，亵渎了公益事业的形象和政府部门的名声，并损害广大彩民的利益。从目前立法状况看，国家对发行主体没有明确的法律限定，情形较为混乱。是否各级民政、体育部门、政府自身简单履行手续后都可发行福利、体育彩票；是否其他政府部门可以打着发展福利、体育事业的旗帜，或干脆打着发展本部门事业的旗号从事彩票的发行工作呢？主体的界定有待立法解决。从全国各地彩票的发行势头和规模看，极个别城市有关彩票的“立法”已难以解决宏观问题，因为有些彩票的跨地区销售突破了这种空间约束。当然，对发行主体的限制也包括了对整个发行过程直至最后款项的投放使用的有效监督，以保证彩票发行主旨的实现，以防公益款项中饱私囊。

　　其次关于购买彩票的行为定性问题。目前一般认为购买彩票是一种赠与行为。赠与为无偿行为。与此相反，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调查，购买彩票前43.3%的居民想的是中奖，渴望有超值回报，只有23.7%的居民认为是善举。大多数彩民的这种功利心理就涉及到购买彩票是否真是无偿行为；在渴望暴富的心态下，受高额奖项的利诱，彩民作出的无偿赠与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成立。同样作为赠与合同，受让方无须承担任何义务。但针对中奖的彩民，彩票中心却具有给付巨额奖金的义务，这种特征如何用赠与合同解释等等。这些实际操作中的悖论，都亟需民法理论从新的角度予以解决和诠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彩票发售过程中的纠纷，保证这项事业健康有序有度的发展。本报记者 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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