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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农历8月,听同村人说,到天津去挖沟,一天能给四、五斤玉米,那年我14岁,也报了名。一同报名的有一百五六十人,有的已经70岁了。坐着闷罐车,我们来到天津塘沽。一下车都被赶到距海边不远的一个空场上,周围圈着铁丝网,门口有日本兵端着枪把守。我们的衣服被扒光,每人只给条被子披着。我知道上当了,可是一切都晚了! 一周后我们被赶上一条运煤的货船。在船上,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渴了就喝海水,一百多人挤在船底的煤堆上。一周后,船停靠在日本门司,大家消毒洗澡后又被押到了福岛县,在那儿我们住的是靠山坡搭的木板房,睡是用石头支起的大通铺。干的活儿是挖沟、筛沙子。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三顿饭,每顿一个拳头大的又苦又涩的米糠馒头,一薄片咸菜和一碗清水。生病的人要被关进一个小屋,没饭没药,进去的人就是等死。在日本一年,就死了50人。 在福岛干了四五个月,我们又去了长野,每人抡个镐开荒,长野几乎天天下雪,雪有好几尺深。日本人只给我们发了一件稻草蓑衣和一双草鞋,天寒地冻,又冷又饿。日本监工看谁稍不顺眼就要打。有一个北京顺义去的劳工,就是被日本人活活打死了。北海道是我们干活的第三个地方,挖沟找水银。曾有劳工逃跑不成,被监工抓回,一边毒打一边让我们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那年11月我们搭乘美国军舰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只有100多人,在船上许多人都捧着个白木板钉成的骨灰盒。”如今70多岁的刘沛臣与老伴和四个儿女过着幸福生活。他说:“这次起诉就是要让日本公司熊谷组向我们赔偿,为劳工们讨得一个公正的说法。”晨报记者王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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