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最近接到不少读者热线，对杭州婚介所进行投诉，投诉主要集中在婚介所对于未婚证明把关不严，常有已婚者混入其中，婚外恋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婚介所的资料并不经过准确核实，可信度不高；婚托现象存在，令当事人不满；婚介所收费过高，有漫天要价之嫌；另外还有活动形式单一等等。

　　这些现象真的存在吗？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带着种种问题，记者对杭州的婚介市场进行了暗访。

　　经济如何驱动婚介市场？

　　婚姻介绍由来已久，在中国，媒婆这种婚姻介绍初级阶段的产物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国外也有着类似媒婆之类的角色存在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婚介已经从以前的零打碎敲变成了一个大有可为的“超级市场”。有关人士称婚介所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进入21世纪后，我国婚介市场的商业潜力应在千亿元以上。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婚介市场并未完全放开，应该说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但是许多婚介所已经大赚其钱了。如杭州某大型婚介所，会员在短短几年之内已经达到了5000多人，而按照它的最低收费标准700元，它这几年的营业额也应在350万元以上，而婚介这个行业属于信息服务行业，成本是比较低的。保守估计，利润应在170万元以上。

　　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谁不动心？

　　有点失控的市场？

　　杭州目前登记在册的婚介所在15家以上，加上没有登记的应在30家以上。

　　有相关人士称：婚介市场现在比较混乱，良莠不齐。有比较过激的媒体甚至用“黑社会”来类比婚介市场。该人士称这种说法比较过分，但由于市场规范的不力，婚介市场上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形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的驱动力，而市场又没有对这种驱动力进行非常到位的规范。于是这种现象会得以出现。

　　征婚需不需要未婚证明？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大部分婚介所对未婚证明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记者以征婚者身份来到一家街道办的老婚介所内，婚介所内的办公人员对未婚证明要求很严，一定要求记者在登记的同时要把自己的户口本的复印件带来。当记者以太麻烦为由询问可否先交钱入会再把户口本拿来时，办公人员予以坚决拒绝。

　　但是对未婚证明把关不严的婚介所依然存在。

　　记者打电话给一家在报纸上做广告的婚介所。对方在电话里要求记者带学历证明，身份证，却压根不提未婚证明的事情。记者在询问了这家婚介所的地址后，赶往该婚介所。

　　该婚介所的负责人是一位中年男子。看了一下记者的身份证，就算了。当记者以太麻烦为由要求不交未婚证明时，该负责人一摇手：“没问题，明天把钱带来就可以入会了。”

　　征婚到底需不需要未婚证明？

　　权威部门的结论是在这种婚介中必须持有未婚证明方可参与，没有未婚证明绝对不可以参加这一类活动。

　　尽管在杭州的婚介市场中这一类现象并不是很多，但的的确确是存在着的。记者近日在报社接待了一位来访的张姓女士。

　　张女士也是在丈夫有了婚外恋很久后才发现的。她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是在参加了婚介所后开始了一段婚外恋。

　　“当时我丈夫纯粹是出于好玩才去看看的”张女士还是很维护自己的丈夫，“婚介所的人看他交了钱也就让他进去了，后来认识了一个年纪比他小的离婚的女人，一来一去的，就开始了。”

　　张女士顿了一下：“虽然我丈夫离开我了，但我并不恨他，我只恨那个婚介所为什么不看看他的结婚证书，看看他的证明！”

　　此外还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把一些管理比较混乱的婚介所当成了寻找“情人”的地方。

　　婚介所资料有多真？

　　婚介所其实是信息服务机构，它最值钱的部分就是它会员的资料。它对会员提供服务的最基本前提就是要求身份真实。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方面也是良莠不齐。婚介所的资料有真有假。

　　记者在一家婚介所内就“奉献”了一份“假资料”。

　　武林广场附近的某婚介所内，一位中年妇女接待了记者。记者在交谈中告诉她记者是杭州一家网络公司的网络编辑，原籍山东，现在户籍在江苏南京。这位中年妇女并未要求记者出示相关证件，只是对记者的普通话大为赞赏：“你普通话说得真好，一看就是北方人。”然后就让记者自己填了一份个人材料。然后记者问她明天是否需要带户籍证明来时，她告诉记者明天尽量能把钱带来先入会，户籍可以以后再说。在这个过程中，她甚至连记者的身份证都没有看。在记者离去之时，她还在试图让记者能够立刻入会：“你可以今天先交个一两百，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见面了。”如此婚介所的其他资料能够有多真实，令人大打问号。

　　在其他的两家婚介所内，记者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如果连会员的资料都搞不清楚，那对于那些填写了真实资料的会员来说，这算不算商业欺诈呢？有相关专家谨慎地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严格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可以认定它为商业欺诈，但目前在法律上尚没有具体条文对其进行约束，这是一个空白地带。

　　另外有读者向记者反映有些婚介所对于会员的资料保管比较随意。记者发现有的婚介所在星期天不营业的时候，办公室内空无一人，会员的资料摊满了桌子，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有别有用心的人闯入，盗走资料，会员的隐私如何得到保护？

　　有相关部门人士对记者表示这又是一个管理的真空，以后要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完善起来。

　　婚介所为谁服务？

　　婚介所是一个赢利机构，它对于自己的顾客有着自己的要求。记者采访了相当多的婚介所，几乎每一家婚介所在稍微验证一下身份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询问学历和收入。

　　记者在暗访的过程中以两种面目出现。当记者告诉婚介所自己大本学历，网络公司工作，月入三千时，每一家婚介所都对记者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都拼命地鼓动记者入会，非常具体地给记者介绍自己的各种活动。服务可谓无微不至。

　　而当记者以中专学历、月入700的面目出现时，婚介所的热情明显下降。在劝记者入会的同时，只是一再关照记者明天把钱带过来，对自己的活动略略介绍之后，就不再开口了。

　　某位曾在婚介所工作过的人士为记者充当了线人，为记者大曝“内幕”：

　　婚介所对所谓的白领阶层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样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确保会员尽可能多的参加自己的活动。婚介所举办的活动分为无偿和付费两种，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无偿的活动是很少的，大部分的活动是需要付费的，活动也是婚介所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有了所谓的“白领”参与，婚介所的收入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另外一点就是可以利用会员的高学历尽可能吸引其他的女士入会。

　　这种白领现象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号称专门为白领服务的婚介所。这种婚介所两年前在杭州出现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消失了。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婚介所发展会员的重心还是所谓的“白领”一族。

　　婚介所对于“白领一族”的过分关注，也体现在它们见诸于各大媒体的广告之中，在这些广告中充满了“梦一样的人物”(某读者语)，几乎所有的见报人物都是体健貌端，月入至少5000以上，有房有车。有不少读者对记者表示了对这种现象的反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子对记者说：“这种广告不看也罢，这些人有那么好的条件还到婚介所来找什么！”有社会学家表示：这种广告的大量出现，会导致婚介市场不良倾向的出现，大家都去拼命地找高条件，哪有那么多的高条件？最后只会造成大量的高不成，低不就。婚介所以此来打广告，增加自身筹码的做法值得商榷。

　　婚介所收费相差悬殊？

　　记者在各种媒体上了解到有相当部分的婚介所在做广告时是号称“免费登记”的。但天下真有白吃的午餐吗？婚介所到底收费几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所谓的“免费登记”并不存在，每一家婚介所都是要收取费用的，只不过有时会换个名称罢了。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杭州婚介所收费普遍较高。

　　在暗访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一家街道自办的婚介所登记收费只有20元，此外每登报一次收费120元。除这一家以外，杭州的其他婚介所的最低价是：500元。大多数婚介所的收费集中在700至1000元之间，最高的达到了1500元之多。

　　为什么普遍收费会如此之高？

　　记者询问了一家婚介所的负责人，该负责人不解地对记者说：“找个终身伴侣，还在乎这几个钱？”另外他对记者说这笔费用是服务终身的，一直到找到另一半为止，所以这笔钱高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这一番话显然不能成为高昂费用的借口。

　　市物价局的王处长告诉记者：商品的价格是由其价值来决定的，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婚介所的收费是由其市场来决定的，而且它是服务性的行业，要判断它的收费是否合理，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但这么高的收费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来婚介所的绝大部分是收入层次比较高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的数量毕竟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收入平平的人们对于如此高昂的收费并不能认同。一位离异多年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她离异以后也一直想再找个伴，但是婚介所的收费令她望而却步，到目前为止她还是单身一人。她目前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各种交友热线：“尽管这希望很小，但也没办法。”

　　婚介成功率到底几何？

　　收取这么高的费用，婚介所命中率几何？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了一个与高收费很不协调的数字：婚介所的成功率只有5%！

　　为何会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

　　一、从业人员素质参次不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婚介所只有一位退休的垂垂老者在做着“红娘”的工作。从业人员素质参次不齐是成功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越来越多的服务性行业开始要求持证上岗的时候，婚介行业需不需要持证上岗呢？民政局的有关人士称现在已经发现这一点了，但要到具体实施阶段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二、活动内容单一

　　婚介所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单独派对。就是根据当事人的选择或者婚介所的选择，安排男女会员见面。但是这种目的性太明显的见面失败率很高，主要是当事人对于完全陌生的对方怀有相当的谨慎，且如此唐突的见面很多人都表示不能接受。有一位中年男子对记者说：“我碰到这种见面，大约知道对方的情况后，我就看一个条件：对方身高有没有1米6以上，没有的话就随便说两句话打发了，有的话再约出去深聊。”当记者问他有没有被对方打发过时，这位男子尴尬地笑道：“有！有！”

　　如此高的失败率婚介所自己也有所察觉，于是有一些婚介所还增加了集体联谊和论坛的形式，以求增加成功率。但这仅是少数婚介所。有相当部分婚介所的全部活动内容还是单一的单独派对。有一家广告经常见诸于报端的婚介所负责人很固执地表示：“我就是只有一种形式，还不是有这么多会员！”

　　他的无所顾忌来自于对婚介服务的缺乏监督。有专家表示如果有专业的机构可以公正地对婚介所的成功率进行监测，相信婚介的服务水平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婚托身影何方？

　　前段时间杭城有媒体对婚介中存在的婚托现象进行了报道。

　　那么在婚介中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婚托？记者决心要找到一个答案。

　　某位业内人士和不少遭遇过婚托的会员告诉记者：婚托的确存在！

　　为什么会有婚托存在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婚介所中有两类需求是买方市场：一类是中年男子的目光常常停留在年纪较小的女子身上。而在婚介所中的资料中这些女孩子并不多。会员交了钱，服务总归要提供吧。此时婚介所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女孩子来与会员见面。有时是找一些与婚介所关系比较好的女孩子，有时实在找不到了就花钱雇人来充当婚托。这种见面显然没有任何成功率可言。一位曾经遇到过婚托的中年男子气愤地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另一类是中年妇女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男子。因为中年妇女一般不会找比自己年纪小的男子，而年纪相当的男子眼睛都在盯着小女孩，所以在婚介所中“中年妇女几乎是没有希望的。”(某婚介所老板语)。甚至在杭城的少数婚介所中有这样一条拿不上台面的规定：不接受40岁以上的妇女成为会员。但是相当部分的婚介所为了自己的营业收入，还是有着相当部分这样的会员的。在为这部分会员提供服务时，婚介所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几乎没有年纪相当的男子愿意与这部分妇女见面。于是，婚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有位曾经充当过婚托的中年男子告诉记者：“我去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因为我和婚介所老板的交情蛮好，他很可怜地要求我帮他一个忙，我怎么驳得回他的面子。于是就去过几回。但这种见面都是没有结果的。”

　　这部分中年妇女因为成功率渺茫几为绝望，所以相当部分的人对见面都抱有神经质般的反感。有一位男子曾经通过婚介所给一位中年妇女发出过信息，随后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中年妇女劈头盖脸就很凶地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由此可见，这部分人群对于婚介机构是有着怎样的怨气。

　　记者还在暗访中发现了这样一件事情：当记者在某家婚介所内假装犹豫时，婚介所老板为了“坚定”记者入会的信心，对记者说道：“我们这边不仅有材料上的这些女孩，每次我们举行PARTY时，我们都会让她们带不少小姐妹来参加活动的。”当记者询问这些“小姐妹”是否为会员时，老板表示否定。仅仅为吸引“人气”而来参加活动的“小姐妹”不是婚托，又为何物？

　　记者在采访中也因为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和婚托“激情遭遇”。

　　两位暗访的记者一前一后到某家婚介所进行了“试用”登记，花去了两百元。

　　前一位记者要求当晚就要见面。老板满口答应。后一位记者要求第二晚见面。而且两位记者都要求见面的对方年纪应在23岁以下。

　　第一晚，前一位记者单独来到约好的某茶楼，等候。当一位22岁模样的妙龄女子来到记者身边时，已是晚上8点朝后了。记者见她来了，预备点茶。但是这家茶楼的价格高得吓人，一杯茶要价50元。记者对此表示不满。对女子说：“我们去看电影吧。”该女子嘴一噘：“我还有事，先走了。”她突然的离开，搞得记者莫名其妙。事后记者向其他茶客询问才得知这家茶楼的正常价格是35元一杯茶，今天为何对记者这么贵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晚，后一位记者接到了婚介所的通知，让其和某位女孩联系。记者联系过后，那一位女孩仍然约的是在这家茶楼，而且该女子的联系方法与前位女子的联系方法一样。记者疑心顿起：会不会还是昨天的那一个女子？

　　又是8点左右，果不其然！又是昨天的那一位妙龄女子来到了茶楼，当茶楼服务生又拿上了一本高价茶单时，前一位记者从旁边走了过来，对该女子打了个招呼：“小姐，我们昨天见过的吧？”该女子见前位记者出现，且与后位记者很熟的样子，顿时非常尴尬。

　　当记者亮明身份要求采访时，该女子一言不发，扭头就走出了茶楼的大门。

　　据茶楼周围的群众告诉记者：这个女子经常和不同的男子出入这家茶楼，每次过来时的茶单都会比平常贵不少。群众对这种婚托非常讨厌，认为她们是以骗钱为生。同时也说明有部分婚介所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

　　婚介所赚一份钱交一份税？

　　有读者曾经在热线中告诉记者：婚介所的税务情况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西湖附近某家婚介所内，记者到达时已有一位男子在里面了。他和老板聊了一会，已经在掏钱了。他将为他的会员资格付出700元。当他交完钱之后，老板让他明天把资料带来，然后给了他一张收据。记者随即就上去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正规发票啊？”老板在得知记者是来“入会”的时候，笑着反问了记者一句：“难道你这个也可以拿回去报销的？”记者也厚着脸皮点了头。老板顿了一下：“如果你真的要发票的话，明天你把钱带过来，我就可以搞一张发票给你。”记者又问了一句：“那平常一般的人都不要发票的啊？”老板点点头：“人家不要我们干嘛要给他们！”

　　记者在其他婚介所的采访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些没开发票的钱款交税了吗？答案是显然的。

　　另外在其他一些收费性的活动中，婚介所是赢利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相当部分婚介所也是基本上没有发票给予会员的。显然这里又成为税收的一个黑洞。

　　税务部门对此表示，婚介行业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多多少少在税收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其不是纳税大户，税务部门对其关注不够，以后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

　　婚介所两极分化？

　　是市场就会有竞争。尽管婚介市场开掘还不充分，但竞争已经开始出现了。记者已经在采访中感觉到竞争的氛围和竞争所带来的结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少数婚介所已经有了企业化操作的雏形：一个大办公室里，着装统一的工作人员们在彬彬有礼地接听着电话或接待着来访人员。整个工作显得有条不紊。

　　而有些婚介所就一两个人，一个破落的房间，一部电话就开始干了，而且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令人难以把握。有的地方甚至就在居民楼里，一个老太婆整日地守着电话，给生活增加一点乐趣和一点收入。

　　据权威人士透露，政府对婚介市场必然要大规模开放。由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婚介市场必然面临更加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

　　尽管现在我们还不大看得出来竞争有多厉害，但我们仍然必须承认——这种竞争已经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唐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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