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6日至2000年5月27日，一支由省内外专家、教授组成的考察团，对云南历史上一件神秘而杰出的工程———滇东古长城埂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随后，云南各新闻媒体都作了追踪报道。于是，自2000年8月份以来，滇东古长城便成了云南人街谈巷议的主题。

　　北京大学课题组于希贤、贾向云教授《滇东古长城埂》称：滇东古长城全长300余公里，跨山越谷，蜿蜒盘桓于马龙、陆良、宜良、石林、弥勒五县的崇山峻岭之中，若以上宽2米、底宽3米、高1.5米这个平均数计算，工程总土石方将达2700万立方米；若以每人每天建造1立方米计算，需要2700万个劳动日；若1万人建造，要7.4年，若1千人建造，将花74年。

　　这是世纪末的大考古，这是20世纪的伟大发现，这是云南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力的伟大展现。如此巨大的工程，究竟何人、何时、为何事所为?是“城”还是“埂”?是防御工具?还是分界标志?在考察团没有下结论以前，人们以积极的参与意识，根据考察团提供的线索，各自展开想象，努力去推理、解读、破译云南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如专家组副组长、云大历史学博士、省历史学会会长林超民教授所说：历史研究中很多都是在解剖一个谜，其魅力还在于解读一个历史悬案。每一次质疑及作出的合理性解释，就向其真理性迈出了一步。质疑“鞑子城”有人把滇东古长城埂的建造推至西汉，认为是西南

　　的益州郡与东边的牁牂郡的隔界。作为西汉，把全国疆域划为九郡，所谓“九洲方圆”是也。但是造此工程浩大的“界埂”，人为地在兄弟郡县之间设立障碍，作为中央集权的汉朝，允许你这样做吗?更何况，滇东古长城总体走向为南北走向，西面陡直，东面斜缓，明显地是东部防御西部的，那沿途分布的战垒、掩体、古堡、□望哨和烽火台，在长城上写满了战争、戒备，透射出的是厮杀、呐喊和金戈铁马，哪有半点和平共处的气息。如此反叛铁证，百个脑袋百个搬家。

　　有人认为，滇东古长城埂，是一度据有云南全部、贵州部分的爨氏划分东、西两爨的分界线。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石城(曲靖)作为爨部的首都，滇东古长城正好位于其胸部和腹部。“爨本一姓，为南中望族，始显于蜀，迄晋而盛，统帅建宁郡诸部族，雄视一方”(《新纂云南通志》)。作为因团结而强盛、雄视一方的南中望族，会用战神的利剑在自己的胸膛和肚子上划上这血淋淋的一刀?因分离而被南诏灭亡时，更没有时间再做如此庞大的工程。

　　有人根据文献中唯一的一条史料，把滇东古长城埂推至北宋和元代。该史料为李元阳《万历通志》：“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曰‘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广西(泸西)，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兄弟筑此，以分地界。”

　　这是一条自相矛盾又不能自圆其说的史料。首先，“酋长兄弟筑了一道鞑子城”，这便十分令人费解。历史上，“南蛮子”、“北鞑子”是分别对我国南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南方乌蛮弟兄筑了一道城，而用北鞑子的名字命名，这便是无法凑合的矛盾。其二曰：酋长兄弟筑此，以分地界。如前所述，滇东古长城，战争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攻守是侧重的，感情的天平是倾斜的。试问，三百里鞑子城沿线，居住着乌蛮弟兄莫弥部(曲靖越州镇)、纳垢部(马龙)、落温部(陆良)、落蒙部(路南)，究竟分清了谁与谁的地界?长期居于滇东的东爨乌蛮弟兄，本身就是同宗、同族、同手足，从不以弟为垒、以兄为壑，更不相互并吞，往往是部落发展壮大后，如弟兄分家一样，析出新的部落，分居到邻近的地方去。譬如唐朝时，东爨乌蛮只有七大部落，到北宋时，便析为37个蛮部。仅阿庐部就析为师宗、弥勒、吉输三部。南诏以兵胁迫西爨迁20万户于永昌后，“自曲、靖、石城、升麻、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乌蛮种类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蛮书卷四》)。如果筑埂为界，划地为牢，还能发展，还能徙之西爨故地?更何况，筑一道充满敌视、猜忌的城埂为界，感情上谁也不会接受。既要花大气力，又生分了弟兄情分，蛮长弟兄会干此得不偿失的蠢事?

　　那么，“鞑子城”是否为元代被称为“蒙古鞑子”的蒙古人所筑?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北方万里长城，有春秋、战国、秦、汉、明长城，惟独没有元、清长城。作为两个曾被长城阻挡过，如今已破城入主中原，做到南北统一的少数民族，还会对筑长城发生兴趣吗?再者，就算“鞑子城”为其所筑，以昆明为中心而论，东面和西面就该是掉转个头。

　　当然，这段记录也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李元阳功不可没。其一曰：“昔酋长兄弟所筑。”酋长即蛮长，乌蛮部落首领也。那么，此城当然便是乌蛮弟兄所筑。滇东古长城沿线两大文化积存物：陆良雨补段的“乌蛮女神”石雕像和长城南尽头的弥勒金子洞坡的“彝文古岩画”都在证明着。也许，由于时间相隔太远，岁月的锉刀在“鞑子城”前面锉掉了一个动词，更由于作者在写这段话前没有进行全面的考证，只见树木不见林，因而小看了长城的根本功能。第二条重要线索是，与“北鞑子”有关，如果我们用“正读反解法”或用彝语的倒装句，去掉一个小功能，加上一个大功能，不就变成了“昔酋长兄弟筑此，用以抗击鞑子的长城”?这一改，能改出点味道来吗?

　　我们将在不断的否定和肯定中艰难地逼近真理。打捞“自杞国”战舰滇东古长城，是滇东历史上最杰出的工程，是云南

　　所有单体遗址中最浩大的建筑工程，它有着十分丰富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内涵。六百里滇东古长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非有一定实力强大的集团或国家，才有能力统一策划、统一指挥、统一调动千万人民，在同一时间为着同一目的实施这项伟大工程。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说：“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长城的修筑相伴。”罗教授一句话点醒了我们，拍遍长城，查遍滇东历史，非乌蛮弟兄建立的自杞国莫属。

　　自札古王国，曾神秘地崛起于滇东大地，又神秘地沉没于历史的浩瀚烟波，断鳞残甲般的文明碎片，只散落于宋人的史书和笔记本中，而在云南，史书不见记载，只留下一知半解的民间传说。也许，最被遗忘的便是最有价值的。正是咬定这个价值观，我才不惜花十余年时间，捡拾文明碎片，打捞王国战舰。

　　北宋初年，南诏末年，滇东、滇中、滇南居住着三十七个蛮长弟兄部落，史称东爨乌蛮三十七部。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通过其舅爨判的关系，在三十七部的全力支持下，推翻了南诏“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可见，此时东方三十七蛮部的兵力，已经达到完全可以左右云南局势的地步了。“而在此后的二三百年中，大凡云南境内的兵事，三十七部往往起着重要作用。”(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

　　公元1094年，段思平第十代孙段庆义被权臣杨义贞所弑，杨自称“广安皇帝”，仅四个月，鄯阐(昆明)领主高升泰起兵灭杨氏，复立段庆义之子寿辉为王，不久便废之，又立其弟段正明，高氏权倾于朝，段正明被迫让位于高氏。在三十七蛮部和其他领主的激烈反对下，1096年，高氏不得不把王位归还于段氏，史称“后理国”，然而，军国大权仍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直至后理国终始。

　　与此同时，具有强烈反抗精神，南诏、大理皆莫能制约的弥勒、师宗二部，乘其内乱，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帜，以老本土弥鹿川为根据地，联合了维摩(丘北)、罗雄(罗平)、落温(陆良)、落蒙(石林)等三十七部蛮长弟兄，建立了自杞国。自杞国的势力范围，东至广西红水河，西至阳宗(宜良)、澄江、江川，北抵石城(曲靖)，南达红河，从而成为一个雄跨三省区(云南、贵州、广西)、鸡鸣五地州(昆明、玉溪、红河、文山、曲靖)的强大的部落王国。

　　自杞王国是以三十七蛮部为基础的部落大联盟，故王国实行“部落议会制”。

　　自杞国历经了150多年，应该有3至6个年号，但仅有一个年号“乾贞”记录在宋人王应麟被称为类书的《玉海》之中，独具慧眼的王老先生为自杞国保存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心脏部件，从而证明了自杞国文明实体的存在。

　　在经济生活中，自杞国以蓄养战马和贩卖战马为自己的主要经济支柱。自杞国时期，正是中原宋、金严重对立时期，南宋已经失去了北方大片领土，也失去战马的北方来源。自杞国人抓住机遇，以强悍的马队，开辟和捍卫了从昆明至南宁、至宜州的千里南方丝绸之路，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至公元1257年的百余年里，每年都将数千匹战马输向岳家军和其他抗金队伍之中，从而打破了宋太祖赵匡胤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此外非吾所有也”的神话，创造了云南开放史的空前记录。作为转运站和交通枢纽，自杞国人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沟通和维系了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频频交流，既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又创造了一个文明古国的百年辉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应有其重要地位。

　　种种文明之举，昭示着自杞王国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王国，然而，一次巨大的灾难，这颗滇东的太阳从运行的中天突然滑落；一场意外的横祸，这艘王国战舰在驶向理想的途中神秘沉没。只化作一道彩虹般的密码，锁在滇东的崇山峻岭间，让后人解读。破译“古长城”密码长城，作为战争的常备工具，军事文化的巨大载

　　体，它的出现，必然有其明确的军事目的和重大的历史背景。中国北方长城，是为了阻挡“三川胡马乱中原”，它的每一次续修、加固，总是在关内关外严重对立、“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滇东古长城，则产生于一次世界性的的大地震，产生于“北鞑子”和“南蛮子”即将在滇东高原的激烈碰撞。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蒙古奴隶制政权。为了截断南宋战马的南方来源，获得新的兵源，尽快灭宋，成吉思汗及其儿子们制定了“先下西南，夹击南宋”的大迂回战略。公元1244年，蒙古兵在进攻四川的同时，派出一支军队，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进攻大理，企图绕道云南直达川南，夹击四川。这次进攻虽被南宋、大理联军击退了，但蒙古骑兵的铁蹄却强烈震撼了这块红色的土地。具有战略远见的自杞国领袖们，深深地感到了来自西北的威胁，看到云南正潜在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准确地判断出与蒙古之战实不可免，只分迟打与早打。于是，立足于早打、恶打、大打的基本点，制定了自杞国防御战略，充分发动自杞国人民，沿着滇东南北走向的山川，科学地设计、严密地部署，并实施了三线防御体系：以马龙、宜良九乡、宜良西部、澄江抚仙湖、江川杞鹿湖为第一线，曲靖、陆良、石林、弥勒西山抵南盘江为第二线，以龙海山山系、圭山山系、西山山系为第三线。第一线和第三线利用自然山水、天险或在要塞建相应的城堡、营盘和长城，第二线为中心防线，仿效万里长城，依山托险，因地就势，避长击短，修筑六百里长城，在战略要地则筑起多重防御工事。于是，南方古长城便和北方古长城共同了：阻挡“三川胡马乱中原”的功能，“鞑子城”不就变成了“抗鞑子城”?

　　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253年，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率蒙古军十万，从六盘山出发，潜行山谷两千余里，11月，突然用牛皮革囊渡过金沙江，纳西主不战而降，至12月攻灭大理，并俘获大理王段兴智。灭大理后，忽必烈北回，留兀良合台继续平定自杞国和未降部落。段兴智降蒙后，献上大理地图和征服各地的策略，并组织两万大理军充当前锋，向滇东曾帮助段氏创立三百年基业的三十七部疯狂扑来。自杞国全面抗战开始。

　　一个残暴的统帅指挥了一场残暴的战争。兀良合台一反忽必烈的“止杀令”，十余万蒙、段联军所过之处，皆实行“三光”政策。一部《元史·兀良合台传》，就是屠夫兀良合台父子残杀滇东人民的罪恶史：“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盖乌蛮也；攻乌蛮所部押赤城(昆明)，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环城立炮轰之”，攻半空寨，“杀戳无焦类”；遇赤秃哥军，“追赴临崖尽杀之”；铲突刺蛮三城，常常是“川谷为之一空”!

　　杀戳越残酷，反抗越强烈。自杞国军民，村自为战，部自为战，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敌人。昆泽(宜良)军民，依山阻谷，扼守着自杞国第一线阵地，蒙军的多次进攻皆被打退，山谷里横满了敌军的尸体，后兀良合台引军突然离去，三日后突然出现，以“卷面向内，四面进击”战合围，兀良合台与其子阿术又亲自陷阵鏖战，一场血肉大拼搏之后，军民全部壮烈牺牲。攻乾得哥城(澄江)，数月难破，后蒙军“环城立炮，以草填堑”，城破，澄江军民与阿术所部搏战城上，与澄江共存亡。第一线的抵抗顽强悲壮，第二线的抵抗悲壮顽强。面对南天长城，蒙军只得改骑兵为步兵，轮番发动进攻。然而，多次冲锋都被飞蝗般的箭矢、擂木打下山来。终日搏斗，连月厮杀，刀缺了，矛断了，长城的活动石就是最称手的武器，城上尸山，城下血海，自杞国勇士冒着炮火，以最大的牺牲给蒙古军以最大耗损。于是，《大史·兀良合部》条《多桑蒙古史》写道：“盖以合刺章(蒙语，乌蛮)战士众多，防守甚力，逐日搏斗，蒙古军不久仅存二万人”。至弥鹿川沦陷后的第二年(1258年)，兀良合台只能“率四王骑兵三千，蛮(大理军)万人，破横山寨，辟老苍关，徇宋内地”。长城作证打开一部蒙古军征战史，我们看到，蒙古灭西辽，用

　　了一年；灭花子刺国，一年；灭西夏，一年；灭大金国，五年；灭大理，两个月；而灭自杞国，则从公元1254年进攻宜良开始，至1257弥鹿川最后沦陷，整整用了三年!而三年里，十万“鞑子”兵和二万大理军绝大部分被滇东的高山大川所埋葬，一支曾飓风般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何曾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受到如此惨重的损失?

　　自杞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连元史也不得不承认。在滇东各县志书中，说到这个朝代更换时，均没有“投降”字样，只有中性词“内附”，而师宗、弥勒二部，则是最后的“内附”者，并且是云南最后设置的千户所。在《元史·兀良合台传》、《多桑蒙古史》等记录征讨自杞国各部时，也没有“大惧”、“请降”、“举国降”字样，尚时有赞颂之辞。能够得到对手的敬佩，这才是真的猛士。滇东古长城，请作证，自杞国人无孬种!

　　今天，当我们在为自杞国文明寻找载体时，滇东古长城从历史的苍海烟波中升腾起来了，披一身闪电，披一身雷鸣，披一身硝烟，披一身血火!虽然遍体麟伤，却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自杞国人是怎样抱着蒙古兵跳下悬崖，是怎样咬下蒙古兵的耳朵，是怎样碰断成吉思汗的弯弓，是怎样砍折蒙古铁骑的马脚，是怎样用血肉之躯筑起滇东长城，捍卫着中原的西南门户!

　　滇东古长城，自杞国人的形象，云南高原的脊梁。杨永明(滇池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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