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特别是全国小城镇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两年多以来，各地公安机关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初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一些地方特别是大中城市纷纷对大学毕业生、拥有中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国家重点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任职的中高级人才等放松落户及迁徙的政策限制相比，湖北、重庆、贵州、陕西等省市采取多种措施，逐步放松并在一定范围内取消“农转非”指标控制的做法，牵涉面更广，影响更深入，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世界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工业化进展迅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再证明，由于工业化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技术和熟练劳动力，因此工业化进程必然要求各种资源的相对集中，必然带来高度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必然意味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的不断延伸，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与拓展，其中突出表现为城市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以及对相对较低成本的外来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尽管外来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与城市在教育、住房、就业、交通、环境保护、治安维护等方面的资源供应存在着一定矛盾，但城市化进程本身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内在的、不可遏抑的。

　　另一方面，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的现状，无情地堵塞了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乡镇企业在走完十余年粗放式发展阶段之后，面临着产品、技术升级的压力，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大为降低。这样，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才能实现有效转移，也就成为解决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群体的购买力、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等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

　　将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既有利于满足城市化进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并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进而促进农村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转变。工商业和城市社会吸纳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在帮助农民实现就业，增强购买力和消费力的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中工业品生产过剩的矛盾。

　　公安机关放松对“农转非”的政策限制，适应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换的客观要求，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本报评论员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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