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政客实在太顽固了，面对全球民众的声讨，竟然还坚持说贫铀弹不会危害人员健康。我就是西方大国使用带有辐射性的贫铀弹的直接受害者。”昨天上午，曾经在中国驻科威特使馆工作的孙渤在烟台大学的家中，愤愤地向本报记者描述了自己被贫铀弹“击中”的经过。

　　26岁的中东外交官

　　孙渤是1986年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毕业以后进入国家对外经贸部人事司工作的，后又调至国家对外经贸部管理干部学院任教。1989年7月，他作为外交人员调至科威特，这时，他刚刚满26岁。年纪轻轻就成为外交官，他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对象。1990年8月，伊拉克进攻科威特，孙渤随着外交使团撤离。1991年2月科威特城解放，2月28日，联合国宣布正式停火。3月份，孙渤与另外五名外交人员先期返回科威特恢复被战争毁坏的大使馆，在陷入瘫痪的城市和未散尽的战争硝烟中，他紧张地忙碌着，频繁接触战场上被贫铀弹炸毁的坦克和冒着滚滚浓烟的石油井，精神高度紧张，他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症”。

　　我是贫铀弹受害者

　　“你没有参加海湾战争，怎么会患海湾战争综合症呢？”“开始时我也没有想到，得知许多参战的外国大兵出现海湾战争综合症，我将自己的病症与他们对照，才发现自己也是海湾战争综合症。当时仍然没有想到是贫铀弹带来的核辐射问题。”

　　重新返回科威特工作1个月以后，他身体出现不适，胸闷、咳嗽、呕吐、头部剧烈疼痛、控制不住情绪，经当地医院化验发现尿液酸性偏高，并判断为大气污染所致。在灾后重建时，因为首批进入科威特的中国外交人员只有6人，而任务又很繁重，工作人员经常往来于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和城市的废墟之间。孙渤到过“死亡之谷”贾哈腊战场，到过熊熊燃烧的油井旁。在方圆十多公里的贾哈腊战场上，被炸毁的坦克、装甲车、民用车辆多得数不清。经过大量艰辛的采访，他后来完成了10万字的书稿。

　　战后的科威特油井喷出浓浓黑烟，遮天蔽日，被熏死的麻雀随处可见，许多牛羊宰杀后发现肺是黑的。原本湛蓝的天空变得污浊了，利雅得还下过黑雨，雨水落在汽车上留下黑黑的痕迹，很难擦掉。工作人员做一小会儿体力劳动就要大口喘气，站着感到胸口憋闷，他们就平躺着呼吸，当时还发了防毒面具。孙渤说，也就是在频频与这些被炸坏的车辆或到油井附近实地考察的工夫，核辐射不声不响地侵入了他的躯体。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份报告透露，美国及其盟国在海湾战争中投掷了315吨贫铀弹。据伊拉克红十字会调查统计，海湾战争结束后，伊中部和南部的儿童患白血病的概率激增，成人患癌症的人数也逐年增加，迄今为止伊拉克人患癌症的病人数目，比波斯湾战争前增加了约10倍。这些都与贫铀弹有密切的联系。

　　十年坎坷求医路

　　昨天早晨起床后，孙渤照例要喝一碗浓浓的汤药，还没有喝完就又吐了起来。

　　10年来孙渤没有停止过治疗。开始时，他按照呼吸系统疾病吃药，未见到成效。后来，他又怀疑是生化武器所致，因为战争双方相互攻击对方使用了毒气。但随着人们揭露的事件越来越多，生化威胁一说已经被专家排除，那么许多人怎么会得症状近似的病呢？经过仔细调查，人们发现海湾战争综合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美国大肆宣扬的贫铀弹。1998年，孙渤看到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所著作的《我钻进了金字塔》，书中提到唐师曾已经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原来体壮如牛的他怀疑自己是因为核辐射才导致今日病症的。这时，孙渤才将自己的病情与贫铀弹的核辐射联系起来。

　　为了寻找到贫铀弹造成核辐射的证据和了解别国是如何对士兵治疗的，他趁工作之便到欧洲、美国和非洲，甚至进入美国五角大楼；1998年9月，他又赶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想由此到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但因为手持的是个人因私护照，未获成功。在阿姆斯特丹滞留的8个小时内，他焦急地等待消息。布鲁塞尔与阿姆斯特丹坐火车仅仅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上飞机时，孙渤这个憨厚的30岁的山东汉子落了泪：“没有朋友的资金支持，我已经无力到国外寻找贫铀弹对人体有害的确切证据了，而这次到布鲁塞尔可能是最后一次努力。”

　　不能生小孩

　　晚上采访结束，孙渤坚持送记者。不到1000米的路程，不到10度的一个小坡，孙渤休息了两次。然而1986年大学毕业时，全部毕业生中，他是只有达到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两个学生中的一个。现在孙渤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生育。医学专家王绵之教授特意叮嘱孙渤：不是不能要小孩，而是绝对不能要小孩，不然灾难会影响到子女。

　　1996年孙渤结婚，不久妻子妊娠，但胎儿在3个月大时流产，从此也不敢再怀孕。见到弟弟妹妹的孩子，她总爱抱起来一起照相。做母亲的快乐是那么遥远，她抱养了两只小猫：宝宝和贝贝。这两只雪一样的宠物成了她的精神寄托。

　　“我与妻子也曾经想闯一下，但不能要小孩是科学，我们只能尊重现实。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妻子因为愁虑头发变白，我觉得最对不起的是父母和妻子。”

　　贫铀弹的半衰期长达45亿年，它对所有接近它的人都会造成伤害，中国驻科威特工作人员不同程度都有“海湾战争综合症”。李国林，原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厨师，国家一级厨师，出国前身体一切正常，从科威特紧急撤出来后感到疲劳、腰疼，开始以为是劳累和感冒，再检查是肝癌晚期，就在33岁生日的那个月，他离开了人世。韩冬霖，原中国驻科威特工作人员，是首批返回科威特做重建工作的6名外交人员之一，李殿元、刘伟民、李汉谟，这些人是孙渤的同事，也是贫铀弹的受害者。经过了战后重建工作，每天呼吸刺鼻的污浊空气，大家的身体素质都出现了下降，脸色变灰，呼吸困难，无缘无故的长时间咳嗽。

　　科威特的空气污染很厉害，工作几天之后，大家已经充分体会到现实的困境，但在发给后方“娘”家的电传中，他们仍然建议“后方暂时尽量别来人了，等大气污染情况有好转时再说吧。”本报记者贾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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