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腐败是“权钱交易”的产物，那么对“权钱交易”的治理就必须“两手抓”：一手抓“有权人”，即狠狠打击贪官污吏；另一手则是抓“有钱人”，即狠狠打击那些主动与“有权人”做不法交易的人。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即对“有权人”硬(虽然老百姓感觉还很不够)，对“有钱人”软。

　　想一想，若对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只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怎么能刹得住腐败的蔓延！

　　于是，我就开始“怀念”起五六十年代用“三反”、“五反”来治理腐败现象的事情。

　　“三反”是什么？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目的就是治权、治官。其“代表作”就是“开国第一刀”：将刘青山、张子善这类“大老虎”杀了。

　　“五反”是什么？就是反对行贿、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目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犯罪行为，其“代表作”就是杀了不法奸商王康年。

　　想一想，若当时只有“三反”没有“五反”，若是当年只杀贪官刘青山、张子善而不杀穷凶极恶的“不法奸商”王康年，能有后来20年的清廉吗？

　　在治理当今腐败问题上，我们应该学习五六十年代的经验。我主张重新启用“不法奸商”这一概念。

　　当今社会是否存在像王康年一样的“不法奸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从其数量来说，还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当今的权钱交易从何而来？就是“官商勾结”的结果。

　　“不法奸商”王康年当年的罪行如何？据公布的材料说，他的主要罪状是：请客吃饭、送礼、陪伴跳舞、游览、照相，甚至用色情将一批国家干部以及各地卫生部门和军队的采购员拉下水。他曾对25个机关65名干部行过贿。他骗取国家的钱后以质量低劣的商品抵充合格商品发给采购单位。更为激起民愤的是，在收取了志愿军的巨款后，不采办前线急用的消炎粉、青霉素等药品，而是去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若是将当年“不法奸商”王康年的罪行与当今的一些不法“企业家”、“实业家”的所作所为相比，那么就一定会得出当年的王康年也不过如此的结论。

　　请客吃饭、送礼，算得了什么？如今的吃也早已是“现代化”的了，已是“鸡鸭鹅鱼猪牛赶下台，燕窝鱼翅熊掌方够味”。

　　陪伴跳舞、游览、照相，按现在的标准能算是罪行吗？这种“公关方式”太正常、太普通了，桑拿、异性按摩才够“档次”，去国外、境外旅游才是真正的游览。

　　色情诱骗又如何？那时的水平太低，根本不够档次。看现在：要最最漂亮的，经过训练的，要洋的。

　　以次充好，这简直是太平常了。现在除了骗子是真的以外，什么都有可能是假的，就以日常百姓吃的来说，什么“有毒白酒”、“有毒猪油”、“有毒大米”、“有毒饼干”之类吃死人、吃伤人的事件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我说这些决不是要为当年的王康年鸣冤叫屈。我是在说，若是将当年送给王康年的“不法奸商”帽子戴到现在一些不法“企业家”、“实业家”的头上，不仅非常合适，而且还很富有现实意义。

　　贪官和“不法奸商”是一根腐败藤上结出的两个毒瓜，治理腐败一定要“两个毒瓜”一起治，一起摘。(邵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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