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米、假油、假烟、假酒、假瓜子、假棉花、假发票、假证件……种种假东西让人深恶痛绝，但它们的危害恐怕都没有假数字来得大，尤其是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统计年报也有作假的时候。有鉴于此，湖北省英山县一位从事多年统计工作的干部挺身而出———

　　戳穿“数字造假”内幕

　　不久前，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老统计”方霖秉笔直书，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反映他们那里一些干部“数字造假”骗取“政绩”等问题。

　　2000年12月17、18日，笔者专赴英山县石头咀镇采访。方霖心情沉重地说，统计本是国家获取数据信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手段。国家要求数据提供者反映真实、准确的数据统计资料，人民也呼唤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得以贯彻，然而我们英山县、乃至更大的范围，十几年来，在统计工作中，年年玩数字游戏，天文数字无限膨大，“假大空”花招层出不穷，50年代的浮夸风死灰复燃，越刮越猛，人们所编的“统计加估计，一级骗一级”等顺口溜，是对我县统计工作的真实反映。

　　位于大别山区的英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现年40岁的方霖农民出身，1984年入党，自修大专文凭，会计师职称，1986年至1994年在石头咀镇乡镇企业管委会负责财务、统计工作，1994年至1997年任镇办企业湖北升降器厂副厂长，1996年转为国家干部，1998年调镇经管站任经管员，现留职停薪。

　　方霖说，20世纪80年代末，乡以上企业单位的统计数据和资料还较为真实，村及村以下乡镇企业的数据由村主管会计估报、填列报表资料，虽然不真实准确，但还不大离谱。到了90年代，统计程序颠倒头，年初上级定计划，年末下级超完成，领导定指标、企业填报表。基层单位(企业、村、乡镇)一年增几倍，全县仅乡镇企业产值一年净增几个亿。我参加过1991、1992、1993年三年全县乡镇企业年报汇编，乡镇企业局计财股安排我们汇编人员把各乡镇上报的各项指标数字汇总成草案，待乡企局局长向主管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汇报后，由副书记、副县长召集乡企、统计局长开会定案，确定一些重要指标，再反馈给我们进行分解调整、编制定案。

　　每年元月上旬临近年报时，镇委书记、镇长安排主管副书记带队，将我们企业统计员、镇统计站站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等几人，用专车送到县政府招待所住一星期左右，要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解其它镇的统计数据，“水涨船高”地随时调整各方面的数字，直至能保证全镇综合位次达到全县前三名才收兵。为此我们有时还得使用“贿请”、“刺探”等手段，以完成这一使命。

　　方霖说，1986年至1993年搞统计时，我直接参与了“作假”，开始觉得大家都这样，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比较麻木，以后尽管抵制过，并曾要求辞去统计工作，但未获准，其间，得过表扬，也挨过批评。我曾多次获英山县和黄冈市“优秀统计工作者”称号；1995年底，我在湖北升降器厂工作时，本来700多万元的产值却报为2000多万元，可仍比不上邻镇一600多万元产值而虚报为2500万元的企业，结果他们得了全县十强工业企业第一名，获奖几万元，而我们排在3—4位，得奖几千元，因此，当时的镇委书记还批评我：“你搞工作搞不过别人，报数字怎么也报不赢人家？”

　　统计作假，不仅误国，而且害民。“假”、“大”统计数字，增加了农民负担。石头咀镇24个行政村，农民5982户，农业人口20605人，2000年镇政府确定征收牲猪屠宰税327432元，户平负税55元，人平负税15.89元。按照国务院《牲猪屠宰税条例》的规定计算，户平均摊屠宰出栏牲猪七头、人平屠宰牲猪二头，比实际出栏牲猪多定多报33956头(实际上全镇年屠宰牲猪7000头左右，农民户平出栏宰杀1.2头)，仅此一项加重农民负担27.2万余元。此外，还通过虚报农副产品产量和人为确定人平纯收入标准等途径，加重农民负担特产税、三提五统的数额。

　　方霖说，我所以敢斗胆向上反映本地“数字造假”问题，主要是到镇经管站工作后，看到“数字造假”加重了农民负担，侵害了农民利益。同时也看到，因弄虚作假、骗取“政绩”，近几年来，我镇不少主要领导先后都得以提拔和重用。另外，现在国家虽对农村统计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地方作法更邪门了。以前镇里搞年报时，给基层单位发两套表，一套是草表，一套是正式表，明确规定，草表只能用铅笔填，以便镇里统计汇总时可根据需要随时修改，然后等镇总体年报报出后，各村再根据正式报表中分解给村的数据填报正式报表。现在的情况是，有的连草表都不用再填，因镇统计汇总时还要修改草表，嫌麻烦，而直接让基层单位盖好公章、填好报表人名，交空白表给镇里，待全镇总体年报报出后，让村里再来抄分解到村的表。乡村干部对“数字造假”见惯不怪———先填草表领导审定弄虚作假天衣无缝

　　方霖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乡、村干部如何看待当前的“统计年报”？记者采访了石头咀镇的一些乡、村干部。

　　62岁、现已退休的黄丙乾担任石头咀镇经管站站长15年。他说，现在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准。1999年，镇统计站上报全镇农村人均纯收入是2800元，而经管站上报的数字是1860元。即使这样，经管站的数字也有不少水分。另外，牲猪屠宰税上级下达的任务太大，与实际相差太大，正因数字太大，不能按实际屠宰猪的数量来算，而是平摊。上报农业特产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与实际不符。

　　石头咀镇苞茅冲村委会主任余仲兵1993年至1999年一直是村会计。他说，对粮食总产、茶叶、牲畜等都是镇里定总指标，分解到村，村据此来报，每年还要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填报统计年报时，总指标已定好，上面分解下来，下面又据此报上去，先用铅笔填草表，镇同意后，再报正式表，尽管虚假，但天衣无缝。

　　负责2000年统计报表的现任村会计周祥说，听说方霖向上面写了信，2000年镇里没强调要报多少，但往年都强调了，已形成习惯，村里要下调指标不可能，调了报上去也通不过。2000年报表也是先用铅笔填草表，报到镇里通过后再报正式表。草表是2000年12月1日报到镇里，正式表是12月3日交上去的，对12月份的数字是估算的。

　　村党支部书记王勇说，全村2000年人均纯收入实际上800元左右，而村上报数为1800元，为什么不报800元？主要是镇给村定了指标，如稻谷平均亩产只有600—700斤，可让上报1100斤，小麦亩产最多300斤，可要报500斤。产业结构调整后，种粮少了，种茶多了，可粮食总产没有相应调下来，且比以前还有新增长，农业税也未调减。茶叶还未见收，可茶叶产量则让报了上去，特产税任务随之也下来了，2000年村里的全部“特产”只能卖20多万元，可要交特产税2.28万元。现在人均纯收入有几个数字：农民实际800元左右，村报到镇1800元，镇报到县2800元。

　　王勇说，现在对下要搞村民自治，对上要听领导的，容易产生矛盾，上级的不少要求与中央和国家的规定相违背，村干部左右为难。如镇里要求每年4—5月份交清全年的镇以上所收的税费，我们只有提前向农民强行征收，已这样搞了5—6年，全县都是这样，如果完不成，要受到很多制裁，所以只有凭讲狠、说好话，软硬兼施，实在不行，只好由村干部借高利贷来完成任务上交。我们村负债在全镇比较起来算轻的，但也仍有近20万元，村民人均300元，而有的村人均负债过千元。

　　王勇说，2000年村里上报了10万元的“工业产值”，可我们这个穷山村除了大米加工房外，哪有什么“工业”？全镇90%的村都没有“工业”，可都得报“假数”。我当了18年村干部，是县两届党代表、镇10年的人大代表，接待上级领导和新闻记者不少，对农村的问题也反映了无数次，可就是不见解决！农民对“数字造假”无可奈何—劳作一年入不敷出官方统计收入翻番

　　记者赴石头咀镇苞茅冲村采访中，恰遇该村小长岗组农民胡介英，胡介英到村委会交77.96元的村组提留(农业税及五项统筹已被要求提前于2000年4、5月份交清)，这位75岁的老人介绍了他家2000年的收支情况。

　　胡介英有一个50岁有些痴呆的儿子，父子俩种地2.1亩，2000年产稻谷1260斤、小麦400斤，全部自食，当地综合平均价稻谷为0.48元／斤、小麦0.5元／斤，种地收入折款804.8元；收“特产”桐子100斤，一直无人收购，按1999年价格可卖20元，木梓100斤，卖了40元；养了一头猪250斤，准备过年自食，折价1000元；到山上采挖小药材，全年收入450元。以上几项合计折款2314.8元，是胡家全年劳动所得，但现金收入只有490元。支出情况：生产投入化肥150元，农药20元，种子24元，共194元；上缴国家税金225.86元(农业税49.56元，特产税147.85元，生猪屠宰税28.45元)；上交乡、村组集体三提五统款112.92元(乡统筹34.96元，村组提留77.96元)；上交集资摊派92.85元(教育集资24.05元，镇修路石子款14.8元，县修318国道54元)。以上几项合计支出625.63元。另外，胡介英的儿子要投义务工30个，折款150元(胡介英已过60岁，不投义务工)。

　　按照统计部门计算口径，胡介英家全年收入1539.17元。胡家2000年人均纯收入约为770元。而实际情况是，胡介英父子劳作一年，不计工，维持基本生活(吃粮1660斤，自食一头250斤猪)，2000年还要倒亏265.63元。

　　胡介英说，收支难以平衡，我只有东拼西凑，打头顾头，打脚顾脚。村民们介绍说，胡家没有小孩，人情往来也少些，所以减少了很多开支，但就是这样，家里也经常没有油盐钱，一年到头难得添一件新衣服。村干部说，尽管胡介英家具有特殊性，但其收入基本反映了全村的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南方日报)撰文：何红卫 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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