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性的甚至褒义的概念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会变成很难听的骂人话。元朝时“汉人”就不是光荣称号，“南人”(南方人)更是等同“贱民”；近代在洋人治理的租界，“华人”竟与“狗”并称；建国以后，“富农”(富裕农民)成为比过去的“穷鬼”还糟糕的称呼。而在二十世纪末，“农民”也成为贬义丰富迅速流行的骂人语。印象很深的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五周年直播节目中，崔永元转述了一位网友的发言，开头一句就是“CCTV网站这帮农民”。网站太慢，与农民何干？

　　世纪之交中国的都市大都在交通要道或繁华地段悬挂巨幅招牌，上书“开放的××欢迎你”。“开放的××”欢迎的“你”包括投资者、旅游者、高科技人才，以及港台的歌曲，韩国的服装，美利坚的电影和橙子，等等，可谓包罗万象，但有一样是严格控制数量并征收“惩罚性关税”的，那就是农民。

　　尽管农民包揽了城里人宁肯坐着也不肯干的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尽管农民在城市里最胆小怕事最唯唯诺诺，尽管农民在街上只占两脚之地，住一床而已，但城市仍旧把他们与城市的下岗、肮脏、犯罪、拥挤联系在一起。

　　想让他们离开城市当然不只是个意念，而是有一整套招法。最“亲切”的一招是“吓”，除了“大盖帽”，很多市民也常用这一招。他们看到农民一般是蔑而远之，掩鼻而去。远不了也去不得时，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便常常声色俱厉地旁征博引地指桑骂槐甚至指桑骂桑，让那些一身汗味土味的农民不知所措。去年，在老家有头有脸的三个年轻人来京看病，在公共汽车上被一个老太太教训道，“你们这些农民不好好种地乱跑什么”，如此这般的数落到下车走远为止，吓得他们不敢再坐公交车。最“法治”的一招是“宰”，当然不是“私屠乱宰”，“宰”的都是“经检疫合格”将获得“三证”、“四证”者，而割下来的肥肉就是数以百元计的办证费。当然，无论情愿被“宰”的农民在城市“挨宰”多少年，他们的证件永远带个“暂”字。一个中国公民到异国居留多年，有可能获得永久居留权和相应的福利待遇。但在中国境内，同一宪法辖区，数以千万计来自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在一个城市“挨宰”50年都可能没有“国民待遇”，社会保障还是老家的几分地，在城市里除了交租、交税和服从当地一切部门的一切管理之外，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更没有工作调动、户口迁移、解决两地分居之类权益。最“高效”的一招是“撵”，当城市想清静时，想化妆美容时，想party时，想给“自己家里人”分配“饭碗”时，“撵”字立即用上，而且用得坚决，用得有力。以至于民工们走在祖国宽阔的大街上时，必须小心带好所有证件，否则一旦被查出少一证，就会立即被撵走。

　　都市的电视台经常播放拆除棚户区、强行遣返证件不全的农民的新闻，并配上“大快人心”这类评语。如果说为政府此举一致叫好的市民本来就“姓”“市”的话，那么媒体的“档案”中的“姓别”、“成分”和“信仰”等栏目都应该如实填写为“城市”，尽管媒体逢会逢灾偶尔会宣传“农业是根本”，尽管一些在媒体上露面的高贵人士偶尔也会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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