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下午，沪杭高速公路上，一辆警车向江苏方向飞驰。车内除了干警外，还有一对同为23岁的青年男女，他们非亲非故，经历不同，身份迥异，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正在浙江大地引为传奇。

　　男的叫黄继伟，是被公安局追捕达2年多的逃犯；女的叫程洁，杭州都市快报的记者。

　　事情要追溯到2000年11月8日，这一天是记者节，杭州都市快报策划了一个“我为读者做件事”的活动，该报30位记者公开在报上亮相，每个人都用简短的语言作出“记者节承诺”。程洁的承诺是这样的：“我叫程洁，今年23岁，毕业于浙大中文系。2年来我与快报一起成长。如果你有什么高兴的事，烦恼的事，难忘的事，就给我打电话吧。”

　　“打电话吧”，承诺时是何其轻松，履行时竟会那般沉重，这是程洁没想到的。

　　11月17日下午，她收到一封写着“非本人勿拆”的信。打开一看，她吓了一跳，这是一个持枪抢劫逃犯写给她的求助信。信中说，他是个农民，23岁，因涉足持枪抢劫分得300元赃款遭通缉。逃亡生活使他吃尽苦头。“我真要逃亡一辈子吗？我已逃亡两年，只感到太累，唯一的解决办法难道只有自首？你能回答我吗？”

　　程洁毕竟年轻，读罢信，她已惊出了一身冷汗。她把这封信交给部主任陆建伟，经商议，决定由程洁给逃亡者写信，公开在快报上刊登。

　　程洁以同龄人的身份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规劝这位逃亡者，不要一错再错，鼓励他浪子回头。她在信中说，她已向公安部门和律师咨询过他的案情，有关部门答复，只要他投案自首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她还把自己的联系方法告诉这位逃亡者。

　　11月20日，那位逃亡者的信和程洁的复信同时在都市快报头版头条刊出。

　　稿件刊出后，程洁开始感到忐忑不安，他能回信吗？她心里没数。她期望接到逃亡者的电话，又害怕接到他的电话。可是此后几天，她没有得到任何音讯。

　　27日上午10时24分，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给你写信的持枪抢劫者！”

　　程洁小心翼翼地问：“你离我远吗？”她知道，任何疏忽都会将这只惊弓之鸟吓跑。也许是程洁的谨慎，也许是因为同龄，逃亡者渐渐撤除了防线，双方一直谈了33分钟。

　　2001年1月5日，逃亡者又来电话了。这次，他已完全打消了顾虑，他说他在温岭，他叫黄继伟，接着，他把自己的家庭地址、作案的地点和现在的传呼号都告诉了程洁。他说已经完全信任这位关心着自己的同龄人：“春节快到了，我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可是我带给他们的只有恐惧和不安。我想自首，可又害怕。我会死吗？”

　　应黄继伟的要求，程洁马上与江苏省灌云县公安局徐副局长取得联系。徐副局长证实，1998年12月24日21时许，那帮持枪团伙与徐副局长率领的10多位干警展开了激烈的对射，1名劫匪当场毙命，1名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5人被捕。而黄继伟则潜逃了。得知黄有自首的愿望，徐副局长表示：持枪抢劫的量刑最低10年，最高无期徒刑，但若能自首，可以从宽处理。

　　下午5时45分，程洁将当地公安局的态度转告黄，黄当即决定，连夜赶往杭州与程洁见面。

　　1月6日早晨7时零5分，程洁接到黄的电话，约定半小时后在体育场路的一个豆浆店见面。

　　7时40分，俩人按约定方式见了面。路口那位正在指挥交通的交警令黄十分紧张。程洁没有向交警求助，黄更放心了。俩人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谈了1个半小时，他表示愿意自首，但还下不了决心。程洁有点焦急，但却没有勉强他。他表示在下午4时再给程洁答复。

　　回到报社，程洁再次与灌云县公安局联系，干警告诉她，公安部门向所有在逃的案犯作出承诺，春节前自首会得到宽大处理。

　　程洁兴奋之极，急忙传呼黄，但黄表示要再作考虑。4时40分，他回电还要再考虑半小时，5时32分，他第三次回电，表示愿意再谈。程洁约他来报社吃饭，他如约前来。吃罢晚饭，在报社的会议室里，俩人又作了深谈，至此，黄表示愿意自首，但自首前要和家人通一次电话。

　　8时05分，黄和家人通了电话，家人十分明确地规劝他投案自首。

　　8时13分，黄终于下决心自首。都市快报值班室立即与杭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取得联系，5分钟后，黄向天水派出所指导员吴松林投案自首。(文汇报记者万润龙、本报记者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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