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警方在日前举行的一次计划周密的反抢劫演习中，虽然没怎么交火就将全部“歹徒”悉数抓获，但却发生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一位在演习现场的公安新闻官居然与前来采访的记者交上了“火”。这位新闻官是合肥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傅强，而与之“交火”的则是安徽商报记者匡勇，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封锁消息的原因到底——

　　1月19日下午3点钟左右，匡勇接到报社“安徽大市场附近的建设银行‘出事了’”的通知后，火速赶往事发现场，才知那里正在进行反抢劫演习。匡准备拍照时，一位警员模样的人拦住了他，匡忙出示证件，并请他配合。这时另一名着便装的男子赶过来，指挥几名警员拿走了匡的相机和证件，匡随之被带至现场封锁线外。演习结束后，匡从一警员手中取回了相机和证件，不料那男子却再次带领几名警察将匡团团围住，强行夺走了相机和证件便走了。事后，匡得知那名男子就是傅强。

　　匡回报社向社领导反映了事情的经过，该报马上致电傅强，对他这种严重侵犯记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表示将向有关主管部门反映。但傅却在电话中说：“别吓唬我，你们告到哪都行！”匡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傅强阻挠采访根本不是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而是为了垄断新闻。

　　1月20日，安徽商报在头版发表《警官傅强哪来这么大权力？》等三篇文章，披露了事件发生和交涉的经过，并表明：“本报将对这桩赤裸裸地侵犯记者合法权益的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文章见报当天，该报就接到许多热心读者的电话，该报记者还对省内外几位法律专家进行了采访。该报指出，傅强所以这样做的实质在于“垄断新闻”。该报还援引省内外两位法律专家的话说，警官傅强的行为严重违法，明显侵犯了记者和报社的财产权和采访权，除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外，还应受到行政处罚。

　　对此，傅强则态度坚决地表示，“严重不属实”。他对本报记者表示：“两次夺相机更是莫须有，相机和证件是执勤民警和现场指挥员交给我的，演习现场很多目击证人可以证明此事。”在回答记者关于省城一些媒体第二天就对演习作了文字和图片报道的问题时，傅强解释说：“这次演习没通知任何一家新闻单位参加，演习指挥部决定方案之前，我们新闻中心请示了，但答复是‘不希望通过媒体报道’。事后，为防止(市民)误会，我们发了一个通稿。安徽商报这样做对今后的公安新闻工作有不利的影响。”傅强认为，这可能是某个媒体对公安局的规定有意见，借题发挥，“他们”经常搞炒作，但我保留适当时候诉诸法律的权力。

　　安徽商报有关负责人说：“傅强在着便装时没有向记者出示任何有效证件，未向记者说明不能采访的原因和理由，却随意扣押记者的证件和相机，并且不出具凭据，主要在于他所经营的新闻中心是以‘我’为中心，有关公安新闻一律由‘中心’包办，独家发布，供多家采用。一段时间里，省城很多媒体都屈从于他的压力，我们也是，后来我们报对他这种新闻劣质‘批发’行为采取了封杀的办法，他就比较恼火，因此老早就与我们结了怨。”该负责人一再强调，“此事肯定会有一个了结，但主动权在他那里。”

　　据悉，1月21日晚，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崔亚东在该省公安厅同省市新闻界联谊会上，公开表示欢迎新闻界采访报道公安部门的活动，批评了傅强粗暴阻挠记者采访的错误做法，并当即指示合肥市公安局尽快调查处理此事。傅强亦于当晚22时左右来到安徽商报，交还了相机和证件。另据了解，有关方面已开始过问此事，希望安徽商报暂时采取克制态度。

　　看来，这场新闻官与记者、媒体之间的纠纷，要等其最终结果出来尚需时日，本报将继续进行关注。(本报记者吴贻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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