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大学生和一名个体生意人前后仅仅相差十天，分别从西安乘坐火车，在渭南站附近均被车窗外突然飞来的石头和破碎的玻璃击中眼睛，一人左眼视力只剩0.01，另一人右眼完全失明。铁路部门认为在找不到第三责任人的情况下，他们只应负担医药费，并找出了相关的行政法规。而两名受伤害者却认为除了医药费，还应得到保险金和赔偿金。面对铁路方面的规定条文，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乘客意外遭石击带着伤眼讨说法

　　铁路认为赔偿金该由第三人给付

　　-事情经过

　　1999年10月7日，大学三年级的杨腮清假期旅游结束，在西安坐上了430次列车。下一站就是渭南车站了，突然一块石头从开着的车窗飞进来，不偏不倚正打在靠窗坐着的杨腮清的左眼上。乘务人员将杨腮清就近送到渭南车站，车站的人又把她送到渭南市中心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诊为外伤所致角膜穿通。无独有偶，杨腮清出事十天后，在西安做个体生意的张仁健，又碰上了同样的倒霉事，他坐的火车也是途经西安至渭南路段时，一块大石头穿透车窗，重重砸在他右眼上。于是两人先后带着伤眼，在医院、渭南车站和车站的上级部门西安铁路分局之间奔波起来。终于5天后，杨腮清被许可转到了西安铁路医院，经过玻璃体切割、角膜移植等一系列手术，眼球是保住了，但左眼视力只剩0.01，相当于失明。而张仁健直到1个月后，才被转到西安铁路医院，但要手术还得从别处请专家，张仁健再也等不及了，转院第二天他自己去了西安第四医院，当晚就做了手术，但最终他右眼也是永久失明。

　　两人认为铁路方面应该为此赔偿。但铁路方面却表示，早在1951年，政务院也就是国务院的前身，曾发布过《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其中规定旅客检票上车后发生意外，保险公司就应赔付保险金，除此以外没有其它赔偿。张、杨两人认为自己买了票上车，列车就应安全地将自己送到目的地。而出现这样的意外，铁路部门应负责任，所以不但保险公司要赔偿保险金，铁路部门也应付赔偿金。铁路部门又根据1995年发布的《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携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认为旅客被第三人伤害，又找不到第三人时，应该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医疗费。于是铁路方面认为，承担了医疗费，就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旅客再要求其它赔偿，就该去找那个扔石头的第三人。

　　后来有人告诉杨腮清，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就曾有司法解释，对于第三人伤害，旅客又找不到责任人的案件，应由铁路方面先予赔偿，然后铁路方面再去找第三人追偿。得知这一消息后，杨腮清就鼓励张仁健一起请律师，将渭南车务段和西安铁路分局告上了法院，要求支付保险金、赔偿金，并全额报销医药费。2000年12月7日，法院分别对杨腮清和张仁健的案子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渭南车务段有资格独立应诉，并有能力承担责任，无需再由西安铁路分局担责，判决渭南车务段付杨腮清、张仁健每人保险金1万元，赔偿金16000元，并补给张仁健的医药费。官司赢了，杨腮清打算马上回学校继续学业。

　　-记者采访

　　大学生杨腮清今年24岁，1999年10月7日坐上了430次火车，一场灾难降临到她的身上。提起火车上的遭遇，这位江西姑娘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

　　杨腮清：“以前我两个眼睛大大的，我觉得还可以，现在看上去一个大、一个小，而且已经在慢慢地萎缩。所以以后的话，这个眼睛可能都快要闭上了。”

　　1999年10月17日，张仁健坐在430次火车上，他也惨遭厄运。

　　张仁健(西安个体生意人)：“这个石头就砸在我眼睛上，这个窗户玻璃也砸在我眼睛上，打得我眼睛开花，全部是流血，这个血全部流到我这下面来啦。”

　　在前后相隔十天的日子里，列车员分别把两位伤员送到渭南的医院，眼睛需要紧急手术，但手术的时间却分别是五天和一个月之后。

　　杨腮清：“我眼睛天天疼，大夫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打针打了也还是疼。”

　　张仁健：“我的眼睛出血，大夫给我打针，打了还是流血，那个血每天都流，但是凝固不了，医院说你这不是打药的事，那要动手术的。”

　　五天之后，杨腮清做了手术，而一个月之后转了医院的张仁健被告知还要再等专家，他实在等不及了，自己到西安第四医院做了手术。手术之后，他们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争取应该得到的赔偿。但是，他们遇到很大的阻力。

　　杨腮清：“出院以后，我就去找车站负责人，关于这个赔偿问题，他说只有保险金，不可能出现赔偿金，就8000块钱。”

　　张仁健：“他说你要就是8000块，不要就算啦。他这样子强调的。”

　　关于铁路部门该不该付出赔偿，记者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了有关的工作人员。

　　西安铁路分局客运处工作人员：“就是谁击石，谁打的谁负责。”

　　记者：“指的是那个第三人，是吧？”

　　西安铁路分局客运处工作人员：“对，第三人。这个第三人如果抓不着的时候，医疗费我们就付，我们只负担医疗费。”

　　记者：“赔偿金是应该没有的？”

　　西安铁路分局客运处工作人员：“赔偿金没有，是第三者，不是我们所致的。”

　　渭南车站客运员刘卫平：“我们规章有规定，因为它属于第三人责任。”

　　所幸的是，杨腮清和张仁健拿起了法律武器，依靠相关的法规，他们的正当权益得到了保护。

　　杨腮清：“我希望自己坚强一点儿，命运跟我做斗争，我就跟它做斗争吧。”

　　-专家说法

　　1、最终杨腮清和张仁健从铁路部门拿到了赔偿金和保险金，虽然这些钱数目不大，不能再让他们换回眼睛，但是多多少少是对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支持。但铁路部门还一直在宣称：应该由第三方，也就是扔石头的这一方来承担责任。那么您觉得它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值得质疑？

　　王小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实际上我们在谈这个侵权责任的时候，经常谈到无过错责任，而最早提出无过错责任的，就是铁路部门。只要旅客凭票走进了你这个车厢，就是一种合同关系了。那么就像两个受害人所说的，我走进你的车厢，你就要安全地把我送到目的地。在这种过程中，无论发生任何人身伤亡，除非是不可抗力，除非是我受害人自己的原因，否则的话，由此产生的任何人身伤亡，都是要由铁路部门来赔偿的。如果说受害人不愿意找你铁路部门，去找第三者，那是可以的，因为他扔石头的行为，直接侵害了我的人身权。但是可能我根本不知道砸石头的人是谁，所以如果我直接先找你铁路部门来要求赔偿，那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呀，这是无过错责任呀。

　　2、在整个过程里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即张仁健当时为了急于要拿到那8000块钱，和铁路部门签了一份协议，拿了这8000块钱之后，剩下的我永不追究。但是最后法院判决张仁健获得了和杨腮清一样的赔偿。为什么法院没有理这份协议？

　　王小能：当然这份协议不是发自内心来签的了。协议就是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真实的表示，而达成一致。因为如果不签这份协议，我连那8000块钱都拿不到。所以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协议，是不生法律效力的协议。

　　3、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铁路部门的条文，一些执行办法上的规定，和我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包括和《民法通则》里面的公平原则之间，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遇到这情况应该怎么办？

　　王小能：我觉得任何一个部门，肯定都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承担降低到零，把自己的利益扩张到无限。殊不知每一个部门，就算你是一个官方的话，首先看依照你部门的条例，你有没有权力去制定这么一个东西？你有权力去制定什么条例呀、什么规定呀、什么规章呀、什么办法呀，你制定的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与全国人大公布的法律相抵触。如果相抵触了，当然是无效的东西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法律的效力，也是有不同的级别的，全国人大公布的那是最高的法律，包括常务委员会，然后国务院公布的行政规章是其次，再然后才是各部门、各地方的这种条例呀、规章呀、办法。那么下一位的法律，一定不能与上一位的法律相抵触，如果相抵触那么无效。

　　-整理／斯达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与本刊联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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