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6日上午，广西柳州市中级法院开庭二审柳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龙城访谈》栏目女记者熊倩状告采访对象该市柳北区民政局局长马晓明并索赔一分钱精神损失费一案，广西记协和柳州市记协专门派出人员赶来旁听，一些新闻单位也派出记者前来采访。

　　去年12月22日，福建省龙岩市游客丘建东向黄山市黄山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黄山市地名混乱，误导消费者，损害游客知情权，要求法院判决黄山区政府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一元钱。

　　像这样告状索赔一元钱或一分钱的诉讼，近年来媒体不断有报道。由于案件标的太小，诉讼的意义仅仅是希望法院给评评理，因此一些报纸的标题往往就是“某某要讨个说法”。这类案件的出现并不断增多说明了什么？对我们的法制建设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当事人行为应该是予以鼓励还是应该劝阻？

　　毫无疑问，一向羞于打官司和耻于打官司的国人，现在敢于对簿公堂，敢于依法论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说明人们的法律意识和对法院公正司法的信心在增强。法制建设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人人都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就有可能建立规则；大家都依规则行事，法制才有保障。因此“一元钱官司”的出现就总体而言是件好事。

　　但是换个角度看，“一元钱”官司不断增多也并非没有副作用。我们正处在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社会也正处在转型时期，国家的法律供给和社会的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有的地方执法者量少质差，案件积压成堆，诉讼效率不高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一元钱的争执而诉到法院，其必要性的确让人生疑。我们不能完全以标的的大小来确定案件的轻重程度，毕竟是非曲直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但是质与量是互变的，我们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对的。法院是国家财政供养，国家财政来自于全体纳税人，虽然办民事和经济案件也收取当事人一定的诉讼费，但是那仅仅是补助性质，不可能是案件办理的全部成本。因此，小案由于标的小，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就少，但国家财政的补贴并不少，最终还是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中华民族有着重礼仪的传统，解决人际间的纠纷一般是重礼轻法，这在现代社会里也并非全是糟粕——道德和法律从来就都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需要明晰和确定，因此法律的效果要更好一些。但这并不是排斥道德的作用，道德规范通过内化对人的行为形成约束和指导，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十分需要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必须互相补充。美国法律界不少有识之士对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大加赞扬，认为这是法律和道德结合解决纠纷的非常好的形式，是减少当事人讼累和审判经济的一个好的方式。虽然他人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对这些意见我们多思考思考也没有坏处。

　　丘建东先生起诉黄山风景区管理局和熊倩小姐起诉民政局局长，就内容而言都有必要，我都持赞同态度。本文不过是以这两件案件为议论由头，说一说对“一元钱”官司的看法，并不涉及对这两件案件本身的是非论定。如果一定要我发表对这两件案件的看法，我觉得丘先生和熊小姐都心软了一点，他们请求赔偿的不应该是“一元钱”和“一分钱”，从损害和赔偿相适应的法律观点来看，他们请求的标的都少了一点。李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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