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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道路艰难长远慰安妇：何时还我尊严？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2月28日09:15 新闻晨报

　　2月14日，上海静安公证处花赤贞等三位公证员专程前往崇明为三位原慰安妇老人公证历史。由于此行备受社会关注，同行人员除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和天宏律师事务所的朱妙春等几位律师外，尚有许多媒体记者，五辆车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三位老太的家中开去。

　　因此每到一老太家中，便有周围邻居围观。为使公证不受影响，公证人员不得不将媒体记者一概挡于门外，不得参与公证过程。但即便如此，由于公证前媒体记者一轰而上对老太进行摄像和拍照，公证中又有群众不时推门开窗，使得老太在进行公证、回忆往事时产生了为难情绪，从而使公证过程相应延长。

　　静安公证处副主任花赤贞告诉记者，当天为使公证显得真实可靠，他们三个公证人员的另两位，一人负责记谈话笔录，一人负责现场录音并拍照，每进一家都要首先询问老太本人是否有当慰安妇的历史，是不是本人自愿请求公证。三位老太俱回答愿意，并当场填写了公证申请表，谈话结束时老太们或签上自己的名字或按上鲜红的手印。

　　目前，这三份公证已被编为国内民事案号，2001年沪静证字第150—152号。

　　贫困多病悲哀愤怒

　　———三位原慰安妇的现状

　　92岁的朱巧妹现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中，这间用早年红砖起的平房现在已是四面通风，房顶似乎随时会塌下来，屋内是一地的泥地。在崇明，这样的房子是很少见的。

　　朱巧妹的二儿子周燮今年67岁，他告诉记者，父亲死时他已有五岁，母亲被迫当慰安妇的情景，他还有印象。周燮还说，他的奶奶当时已是40多岁的人，但因长得漂亮也被日军抓去了。他家曾开过小饭馆，在当地是富裕之家，日军来犯后，他们家一下子破产，母亲在日军撤退后不得不以卖茶为生。

　　周燮说，抗美援朝时，他义无反顾地参了军，为能到战场上杀敌，14岁的他报名时将自己写成了18岁。1969年，他从部队复员，在东北成家，为照顾母亲，退休后他抛下妻儿回崇明陪伴了母亲整整12年。母亲因那段悲惨经历从年轻时就患上了肾炎，现又有高血压等病，每月光药费就得150元以上，而他现在每月退休金只有400多元，还得维持两人的生活，根本就不敢带老人去医院看病。

　　89岁的郭亚英生活也较为艰难，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靠现在的丈夫养着。她家在当地是贫困家庭，同样也是泥地的平房。由于前几天掉到附近河沟一次，老太不得不躺在床上。在暗淡的房中，记者看到，老太睡在肮脏的蚊帐里，一只全身乌黑的猫腾地蹿上了床。

　　与朱、郭两位相比，陆秀珍是幸运的，虽然也没有经济来源，但她家的情况最好，与继子王安章住在一起，二层楼的民房，一家三代九口住着还颇为宽畅。她的生活由王安章的妻子全权负责，老人一个劲地向记者诉说着媳妇的好处。陆秀珍表示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听到日本政府对她们正式道歉。

　　索赔有法律根据吗

　　原慰安妇个人索赔道路艰难而长远，记者日前采访了天宏律师事务所的朱妙春律师。他告诉记者，目前，个人向外国政府提出索赔有五种途径：

　　一，依据专门的国际法规范，由个人向相应设立的国际法院(法庭)起诉。在慰安妇问题上因无相应的国际法院，此法不通。

　　二，依据被索赔国的《国家赔偿法》，由个人向被索赔国的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三，依据侵权行为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向侵权所在地国家的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四，依据侵权行为地国家的民事法律，向被索赔国法院提起涉外民事诉讼。

　　五，在第三国提起诉讼。

　　后四种途径都可适用于原慰安妇个人对日本政府提出的索赔。

　　无论是在日本法院起诉，还是在中国的法院起诉，原慰安妇个人对日本政府提出索赔都不存在时效问题。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立法明确确定了战争犯罪没有追诉时效限制的原则，民间受害者的战争赔偿也应不受时效的限制。如果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在此问题上提出和强调时效问题，那只能说明它不承认其战争罪行。

　　根据中国的继承法，在原慰安妇本人去世后，对于请求经济赔偿的权利，原慰安妇的亲属可以继承而行使索赔权。对于精神方面的权利，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无论是原慰安妇本人健在还是去世，原慰安妇的亲属仍可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和给予物质上的赔偿。

　　日本的法院以民间受害者不具有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为由不支持民间受害者的诉讼请求。但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在日本提起的并不是国际法上诉讼，而是依据日本法律的涉外诉讼。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对日本政府诉讼的直接依据是日本的有关国家赔偿的实体和程序法律。

　　根据有关国际法规范，对战时犯罪，受害国法院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民间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战争损害赔偿诉讼，我国法院可依法审理。日本军队对中国民间受害者的一系列伤害行为，依据当时中国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应属侵权行为。因此，中国民法方面的有关规定是追究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受害者赔偿责任的实体法依据。

　　学术研究

　　愉悦感荡然无存

　　苏智良教授坦言，研究慰安妇问题是源自一个偶然机会。1992年春，苏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时，听一个日本学者说起，慰安妇制度是从上海建立的。这对苏教授的触动很大，因为作为一个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学者，他对此一无所知，自此，他便展开了长达八年的研究。

　　苏说，最初他只想搞清楚在日本搜集到资料的杨家宅娱乐所，哪知1993年回国后，却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慰安所，直到现在在上海已发现原慰安所90家。以往每完成一个学术项目的愉悦感荡然无存，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越深入，自己的心情就越沉重。

　　苏说在研究过程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有些人对慰安妇问题的不理解。曾经有云南的四个老太主动到当地县政府要求政府为她们讨回公道，结果个别人竟对她们说，你们做过这样的事还有脸来说，回去！苏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的调查员到处打听，也没找到这几个老太。

　　一些老太更是顾及面子和子女的生活，至今不肯开口。上海市区有位老太，政府有关部门和邻居有确凿证据证明她曾做过慰安妇，但调查员多次上门也无法从她嘴中听到什么。

　　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经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部分是国家的项目经费，一部分来自海外资助。目前已花去几十万元，但对研究工作来说还远远不够，为了研究，苏本人已经垫进2万元以上。

　　在苏的研究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实：一是原慰安妇的生活普遍贫困；二是战争给她们带来了终生的痛苦。武汉有33个当初日军从朝鲜半岛抓到中国的慰安妇，战后因自觉无脸回乡，就留在了中国，取得了中国的永久居留权。她们互相组成学习小组，经常聚在一起说母语，跳家乡的舞蹈。现在33人只剩下3人还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