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1月21日特稿：杀人强奸抢劫盗窃，无恶不作的四川南充四名恶徒赵强、刘天兵、刘天龙、廖雄昨天终于被绳之以法。

　　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第23期曾刊登封面文章，详细披露了四川南充惊天血案的台前幕后，指出欲长治久安需进行制度调整。

　　“死亡之城”

　　5月5日中午，赵陌(化名)跟室友打了个招呼，匆匆离开了南充卫校的大门。

　　她告诉室友，“我和他出去耍耍，晚上回来。”室友们晓得那个“他”，川北医学院的一个男生。

　　晚上12点，室友们仍然没有等到赵陌的归来。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13天后，有人在西山风景区插旗山顶的草丛里发现了两具尸体，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其中一具是赵陌的。

　　她的同学，悲伤于她的残死，却并不惊讶这样的结果。“20天前，已经有两个川北医学院的学生被杀死。赵陌和男友失踪几天后，她的同学都极不情愿地想到了一种可能：被杀了。”

　　准确的预测，让人毛骨悚然。

　　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的是：赵陌和男友的死尸，距离4月29日晚被杀的川北医学院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同学，不过百米。

　　南充大中专院校之多，在四川省排名第三。卫校和川北医学院的学生被杀的消息，飞速流传。一个大学生向《新闻周刊》作如此形容：“如一支恐怖之箭，射穿了南充每个师生的心。”

　　被恐怖压抑得寝食不安的，是一位40多岁的前联防队员。

　　5月16日晚，发现赵陌尸体的前两天，他在新建镇南门坝村嘉陵江边巡逻。这里紧邻市中心，横跨江面的大桥，常把市中心的青年男女，送到对面江边绿草依依，瓜果飘香的地带。不远处，芦苇丛绵延纵深，是一些恋爱中的男女经常光顾的地方。

　　当日，自天黑始，这位前联防队员、现在仍旧担负治安职责的男子，就站在桥上观察甄别着走过江边的男女。“他想抓卖淫嫖娼的。”警方人士解释他当时的行为动机。

　　根据警方人士的叙述，当时的情景大致是这样的：

　　入夜，他沿着江面的瓜果地一路搜寻。芦苇丛中影影绰绰，引得他的脚步愈发地急促。骤然，一个黏糊糊的物体阻碍了他的脚步，差点将他绊倒。他低下头，想看个究竟，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他强忍着，瞪大眼睛，仔细地瞧，像一截粗短的木头。他用脚踢了踢，木头的一端竟然分开。他用手摸了摸。两条似乎是腿的东西告诉他：可能是死尸。几分钟后，他感觉魂飞魄散，真的是死尸，一具无头尸。旋即，他发现自己站在四具无头尸体之间。他失声大叫，却吐不出一个字。他颤悠悠爬一般地走出芦苇丛。

　　接到报案后，警方在30米外一个水塘里，搜索出刀具、女人的短裤和避孕套。四个头颅，则在江中找到。其中两个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

　　较之死亡，南充卫校3名女生似乎幸运些，她们遭受的是性暴力侵犯。

　　5月4日凌晨，南充卫校附近的一所民房内，三个女生遭遇四个蒙面暴徒。“由于学校放假，他们借居在这里，谁会想到他们会突然间大祸临头呢？”警方人士说，“他们中两人被奸污，一个因有病在身，免遭侮辱，但是无耻的暴徒捅了她一刀。”

　　一位南充民警说，“一连串的死亡和强奸，谁不觉得恐怖？恐惧的人们，把我们这个城市叫做死亡之城。”

　　谣言

　　一个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城，短短20天内8人被杀死，1人被捅伤，2人被强奸。其中，9名受害者为学生。

　　高频度的系列血案，在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故乡，引发了空前的恐慌。据称，一些黑社会散发的传单，在恐慌的大街小巷出现：杀一百个学生，为“老大”罗小林陪葬，报复“严打”。

　　警方否认传单的存在，但肯定了这一谣言的广泛流传。

　　谣言之下，大中小学校，从校方到家长，无不高度戒备，胆战心惊。并未出事的四川师范学院组织110服务队昼夜巡逻。位于市郊的西南石油学院严禁学生单独走出校门。

　　丈夫是建筑商的苟女士说，“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都上学，周末放假了，我不敢像平时那样接他们回来。在南充，我负责接送我哥哥的孩子上学放学。”

　　不少南充人说：那段时间，一些家长宁愿不上班，也要接送孩子上学。晚上七八点之后，一向繁华热闹的南充街市人迹罕见，店铺早早打烊。尽管气温骤然窜至35度以上，也没有路人敢在嘉陵江边纳凉。

　　5月23日，流言从南充流窜到成都。无可查找源头的谣言说：罗小林的两个“小兄弟”，要在成都开杀戒。

　　成都川锋化学工程公司总经理王振权的儿子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打电话回家询问“南充大屠杀”的真假。

　　“你听谁说的？”王诧异。

　　“网上铺天盖地，都在说。”儿子也诧异，“这么大的事情谁不知道，你奇怪什么？”

　　在北大、清华、川大等大学的网站上，人民日报社的强国论坛上，各种流言不断刷新。

　　流言流到海外变成了“新闻”。一些海外媒体作出了“中国严打遭黑社会报复”的“新闻报道”。

　　糟糕的是，谣言和虚假报道在一些人群中竟然有市场，他们的理由有三：适逢“严打”，非黑社会组织不敢顶风作案，非凶残的惯犯不至于人性灭绝先奸后杀割下头颅；5月18日，罗小林被判处死刑，几起案件都是判决前后发生的；如果罪犯目的是抢劫，作案对象为何绝大多数都是学生？

　　谣言之下，南充官方压力巨大。中国公安部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四川省公安厅一位徐姓副厅长率刑侦局官员前往南充帮助侦察，随同的还有从成都市公安局抽调的3条警犬。中共南充市委书记敬中春表示：案子破不了，公安局长引咎辞职。南充市公安局长陈自立则自言：此案不破，我就下课。

　　虽此，一些民众对官方持不信任态度。《新闻周刊》在南充街头采访，一个老年男子说：“警察进驻南充一些大学后，我更不放心了，这不说明谣言有道理吗，否则，为什么要派警察进学校？”

　　警方哑口无言，他们不信谣言，但是他们不能不防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真相

　　5月29日，南充艳阳高照，一扫连日阴霾。南充警方在市体育馆举行万人公捕大会，宣布对四名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南充城里万人空巷，4万人目击了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全过程。

　　24名武警和24名民警，把四名嫌疑人带上4辆押犯车，进入体育场。万余双眼睛紧紧盯在他们的脸上。

　　站在第一辆车上的刘天兵神色漠然，两手交错，神经质地不停缠绕；

　　第二辆车上是22岁的刘天龙，脸色煞白，站立不稳；

　　第三辆车上是23岁的赵强，看似镇静，但有人发现他两腿发抖；

　　最后出场的是30岁的廖雄，始终耷拉着脑袋，不敢抬头。

　　刘氏兄弟，南充市高坪区茅草坪村农民。25岁的刘天兵曾外出流浪，作过民工。忍受不了务工的辛苦，又要过体面生活的他，末了回到老家南充，时常开始了抢劫杀人的犯罪生涯。其胞弟刘天龙跟随大哥一起，耳濡目染，学的尽是其兄的暴戾凶残。

　　和刘天龙一样，廖雄和赵强都是刘天兵的“铁杆”，前者是高坪区的无业游民，后者是南充市顺庆区农民。吸毒加上好逸恶劳的共同点，把他们捆绑成一个以刘天兵为中心的同心圆。他们的落网，在于三名被强奸的卫校学生的回忆。

　　5月4日凌晨，他们抢劫强奸卫校的3名女生后，在夜色中逃离。被捅伤的那个女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详细描述了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警方由此突破，将目标锁定在刘天兵、刘天龙兄弟身上。

　　5月23日，百余名干警包围了刘氏兄弟的藏身之处，生擒二刘。连同早些归案的廖雄、赵强，四名嫌疑人悉数落网。

　　3天后，刘氏兄弟等四人交代了他们的罪恶行径。

　　5月4日蒙面持刀抢劫、轮奸、捅伤南充一所中专学校的3名女生后，又于次日下午，流窜到西山风景区的插旗山。洗劫了赵陌和她男友的钱财，轮奸了赵陌，嗣后，用绳子把两人勒死。

　　5月12日晚，在嘉陵江边，他们的暴戾到了令人发指又难以理解的地步。当高新区那对男女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两人劫持，往芦苇丛中走去。恰巧，两个初三学生从江中爬上江岸。当日气温高达37度，两人晚自习结束，商量去嘉陵江游泳，尔后回宿舍睡觉。万没料到，一上岸就遭劫持。

　　就这样，四个糊里糊涂的人被四个案犯一对一押解进了芦苇丛。

　　搜过腰包，3男当即被杀。刘天兵命令廖雄和他弟弟回家去取避孕套和刀。随之对女被害人先奸后杀，并作了每人割下一个头颅的分工。廖雄是近视眼，砍到半途，累了，停下来休息了十来分钟。接着完成了残无人道的暴行。最后，死尸扔在草丛中，头颅抛入嘉陵江，避孕套和刀甩入水塘。

　　南充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江喜禄说，“根据目前的调查，刘天兵一伙与罗小林团伙素无瓜葛。他们独立作案，作案的目的是劫财劫色。”

　　至于为什么刘氏兄弟团伙手段如此残忍，江喜禄觉得难以理解，愤愤地说了一句，“他妈的变态！”

　　一些知晓案情的警方人士，也认为除了“变态”，似乎没有办法能够解释他们的暴戾和没有人性。南充市公安局宣传教育处处长郑崇军举例说：干警询问他们5月5日奸杀川北医学院两名学生的作案动机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看到那个男学生和那个女的亲热，很生气，就商量说，我们也玩玩吧。

　　偶然

　　5月29日，南充市委市政府向社会各界通报了事件真相。

　　南充市委副书记尹孟良对罗小林“小兄弟”报复一说，作了辟谣性解释。“受害人主要是学生，纯属偶然。罗小林一伙已经被全部打掉，新近几起案件的发生和罗小林团伙无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谣言？是因为少数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人，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机会谣言惑众。”

　　案件的发生地，多在人迹罕至的山颠、江边。尹孟良说，“这说明我们的治安还有很多死角。

　　《新闻周刊》记者离开南充的时候，案件频发死角——西山风景区的玉坪山上，立了两个石碑：案件多发地，请注意安全。

　　6月1日晚，《新闻周刊》记者在嘉陵江边，看到的是一派祥和的景象。市中心的啤酒广场到处是出来消夜的民众。晚12点，细雨飘飘，还有人头在广场攒动。警方人士说，“人们心头的余悸，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黑社会报复杀人的谣言，已经不再有人相信。”

　　可怕的沉默

　　四川省南充市5月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凶案。消息在所有主流媒体的“平静”中以“小道”的方式传播着。在“小道”上，在消息的真实程度无法确认的时候，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克制对事件的关心，焦急，还有猜测。问题是，对于外界来说，无论怎样的焦急也只是焦急而已，可对南充市民就要严重得多：他们并不因为主流媒体没报道就若无其事。

　　媒体上没有消息也不能说有关方面没有重视，事实上，案件甚至惊动了公安部，侦破工作在紧张地进行。5月29日，南充市召开了公捕凶案疑犯的大会。“现在好了，晚上又可逛街了，剩凉了”。

　　作为一个市民，现在的想法可能是为受了“少数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人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谣言蛊惑而羞愧，同时，他也可能曾经别无用心别无选择地传播过同样的谣言，从而使自己实际上站到了“少数”和“一些”人一边去了。

　　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假设从开始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了第一起惨案，各校的师生有了足够的警觉，在警方破案之前采取必要的自保措施，那么，也许，可能，或者……不会出现后几起惨案？这说明“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多么重要，准时准确的信息有时就是生命，生命啊！

　　现在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案件拖上一年半载破不了，而媒体始终坚持没有案件破获的好消息就不报道的立场，岂不让更多的人受害。同时还让谣言一直占据着舆论？我不知道，媒体为什么要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保持如此坚定的沉默，这样的定力来源于什么样的心理信念。按常理，即使不为传播与人民生命悠关的信息，仅从宣传的角度，也应该即时报道真相，而不应该将舆论拱手让给谣言的。

　　出现恶性事件是可怕的，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而当其一旦出现，也许应以故作镇定秘而不报最为不利于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定团结。对于媒体自身来说，长此以往，也不是取信于民的路子。重要关头，当民众缺乏必要的来自主流社会的可靠资讯，必定无可奈何地隐于张皇失措。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以后遇事还是这样处理，人们还是只能听信谣言。

　　曾有先人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可是，当我们奉行恶性事件不报道或不正面报道，当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疑犯被捕获，也要等到公捕大会之时，才发布一个统一的消息，仿佛只有如此才是向人民最好的交待，而这时，还要顺便批评市民轻信谣言，那么，其“用心”到底是不相信群众呢还是不相信自己呢？

　　由这个个案折射的是，当我们面对并不复杂的“负面事件”也可能如此神经紧张和所为失措。这对整个社会神经的导向作用只能是脆弱而不是稳健，这说明我们经不得“负面事件”，这是堪忧的。

　　谣之源：南充老大“小林哥”

　　5月18日，南充市中院一审判决“黑老大”罗小林死刑，他的属下被判处死刑5人、无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9人。

　　这个判决意味着在川北江湖黑道横行无忌的罗小林团伙寿终正寝。

　　判决后随即入监的罗小林没有料到，关于他的判决竟然引来一个震惊世界的谣言：罗的余孽扬言杀百名学生，为“老大”陪葬。

　　罪魁行将毙命，余威依旧尚存。罗小林何许人也？《新闻周刊》奔赴南充，独家采访了这个的斑斑劣迹社会渣滓。

　　“小林哥”重出江湖

　　谣言中神秘的“小林哥”其实很简单。南充市中院查明的罗小林是这样的：化名杜长勇，生于1964年12月22日，汉族，南充市高坪区人，初中文化，无业，家住南充市顺庆区红墙街道42号。

　　1997年7月，在江湖销声匿迹长达6年的罗小林突然大模大样地出现在南充街头。南充民众表现得异常惊讶：1991年罗小林因犯故意伤害罪、流氓罪，被南充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应该在监狱服刑才对呀？

　　南充市中院在判决书中解释了这一疑问：其家中老母卧病在床无人照顾，以及他本人在监狱中有立功表现，被假释出狱。

　　一位警方人士暗中向《新闻周刊》透露，一个司法蛀虫因为舞弊促成罗小林出狱，正在被调查。但此说没有获得官方的肯定。

　　罗小林出狱后，纠集不务正业的任启会、刘继东、柏成、肖文彬、苟安君等人，开始了重出江湖后的组织行动。罗小林被尊称为“老大”，叫“小林哥”，其余人为“小弟”。罗小林规定：出卖兄弟者死；临阵脱逃者死；不听指挥者死。

　　“扎墙子”

　　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后，罗小林先张罗了一个“百家乐放水公司”，聚众豪赌。但这难以满足他疯狂敛财的贪欲。他真正的敛财之道是“扎墙子”：帮个体老板催账收款，收取佣金。

　　1999年5月7日，罗小林的两个“小弟”董君、赵应龙应邀帮一个个体老板催款，返回途中，董君被公安擒拿。罗小林以为“是欠款人赵雄报的案”，指示手下除掉赵雄。随后的11月24日，罗小林的手下抓住赵雄，用刀割下赵双手的大拇指，直往他的嘴里塞。随后，4人轮流棒击打赵的头颅，脑浆迸裂后，弃之荒野。

　　介入“江湖恩怨”

　　罗小林的另一收入来源是介入“江湖恩怨”，为他人报复仇家。

　　1998年10月，南充一集团公司，因为承建工程，与西充县防疫站发生冲突。该集团公司一个姓鲜的人找来罗小林，要罗小林把防疫站的人打进医院。罗指派手下把防疫站一职工乱刀砍成重伤，七级伤残。

　　罗小林的这笔“生意”的收入：8600元。

　　此前2个月，一蒲姓男子怀疑一朱姓女子偷了自己的金项链，逼朱写下一张8000元的欠条。朱恼怒之下，找到罗小林的手下，帮助“修理”蒲。罗小林吩咐手下如何下手后，等来消息：蒲交出欠条，跪在地下，大腿被捅伤，幸亏一枪未响，否则生死难料。

　　罗小林团伙的行为，给一些无赖以启发。

　　当年夏天，一胡姓男子跟罗小林一手下撒谎，说自己的钱被一有钱人偷了，请罗小林帮助讨回，承诺酬金2000元。罗小林并不嫌弃酬金少，当即率手下找到这个有钱人。刀枪之下，对方无奈花钱消灾。

　　摧花辣手

　　罗小林团伙强奸、亵渎妇女，手段残忍。甚至有的南充市民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恐惧。眼下，司法机关有案可查的就有数起。

　　2000年3月的一天，罗小林与手下入住南充市一宾馆，碰见一容貌端庄的姑娘，罗上前把她哄骗到房间，与手下一起将其轮奸。

　　仰仗着罗小林的淫威，罗的手下，色胆包天。1998年9月6日中午，罗的几个手下在光天化日之下，把3个姑娘挟持到高坪区白塔公园，分别奸污。

　　罗小林团伙的恶行，引起了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多次通过四川公安厅过问此案。四川省公安厅将之列入“打黑除恶”中的挂牌督办案件。

　　2000年8月25日，罗小林团伙在广安一迪吧，和当地流氓恶势力挣风吃醋终至于械斗。化名杜长勇的罗小林被拘留。他的一个手下探监时说漏了嘴。罗小林因此被抓获。

　　涉嫌贩毒吸毒等8类犯罪的罗小林及其团伙没有想到在罗小林被判刑之后，还会有一个打着他的名义造出的惊世谣言。

　　四问南充

　　南充血案中的四个为什么，提出疑问的不独独是南充，还有四川，还有中国。

　　为什么案发地点惊人一致

　　依山而建的南充市玉坪公园，林木葱郁空气清新。园内的插旗山，还是一个登高望远的极佳去处。站立于插旗山的半山腰，看南充市区，亭台楼阁，尽收眼底。顺着一条山路往山顶走，还可以品味一栋古楼，据称当年陈寿就是在那栋楼里写完了《三国志》。

　　西山风景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整体规划出笼的。

　　如今，昔日熙熙攘攘的西山风景区，差不多已成“鬼区”，游人稀少。一个看楼人站在楼上说，“案子破过后，只有个别喜欢晨练的老翁来过。”

　　看楼人的头顶，就是5月5日南充卫校学生赵陌及其男友的亡命地。距离不过百米的地方，是川北医学院两个学生4月26日的丧命之所。

　　4月26日，两个恋爱中的学生在插旗山，被一伙年少的流氓发现，其中一人坐在山顶打手机，召集同伙。几十分钟后，他们遭到抢劫和奸杀的厄运。

　　10天内，两宗命案，两个作案团伙，犯罪手段和受害人惊人的一致。据警方透露，刘氏兄弟交代说，1年前玉坪山的另一起针对恋爱男女的先奸后杀案件，也是他们所为。

　　刘天兵团伙在嘉陵江边制造的血案现场，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刑事案件。一位警方人士对《新闻周刊》说，“那个分尸的芦苇丛，曾频频发生强奸案件。几年前，我们被短期内屡屡发生的强奸案件逼急了，安排自己的公安干警装扮成谈恋爱的男女，守候在芦苇丛中，果然引来了罪犯，抓了3个。”

　　此次，南充系列血案成功告破后，南充市委有关官员指出，山上、江边等偏僻处所是治安死角，应该加强对治安死角的防范。有南充民众藉此评论说，“倘若有关方面早有这样的考虑，还会在同一个死角接连爆出血案？”

　　为什么同一个学校连出命案

　　还是上述两宗命案，死者中3人为川北医学院学生。

　　6月1日，《新闻周刊》在该校采访，保卫部门一位科长告之，校方非常重视这两宗血案，尽管案件已经告破，但不敢有丝毫懈怠，处级干部每天晚上8点钟开始值班，夜间12点照样有人巡逻，确保不能再出任何事情。

　　该校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学生说，“不能说亡羊补牢没有意义，但我们仍然要问，校方先前干什么去了？在安全宣传和在对学生安全的防范上，有没有一些欠缺？第一起案件发生了，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以至于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再次发生这样的命案？”

　　西南石油学院一位教授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此说，“我先强调一下，我不是说破坏团结和稳定局面的话。南充的治安一直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南充的警力有限，比全国和四川省的比例都要低，但是高校却没有足够的警觉，群防群治的意识不足。教育部和国务院其他部委对高等院校治安状况综合治理是有规定的，但校方贯彻得并不彻底。近年来接连扩大招生规模，管理难以及时跟上。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血案发生的背景性原因。”

　　为什么“不破不报”

　　同一地点、同一学校，发生极其相似的命案引出的另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不早些透露消息？

　　一个接近南充市政府的司机说：“官方要是及时向大家宣告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件，还会有人深更半夜去那些令人恐惧的鬼地方？起码不会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往同一个地方跑吧？”

　　类似的追问也出现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另一份媒体上：“现在案件破了，有关部门出来说话了，各种宣传也跟上了。可要是案件一天没破，我们是不是就休想了解一丁点案情？换一句话说，有关部门是不是想仿效一些司法机关对案件的‘不破不立’，也来一个‘不破不报’？”

　　从4月26日两个学生在西山被杀，到5月18日发现系列案件中的最后一起大案，期间20余日，官方没有经由媒体向民众发布一点消息。

　　5月30日，经南充官方同意向媒体公布的血案都是“五月血案”。4月26日的凶杀案，因为是刘氏兄弟之外的另一团伙所为，当地官方没有向南充以外的媒介透露。只是在5月25日的《南充晚报》上作了这样一个报道：南充公安干警同心协力、昼夜奋战、战果显赫，西山“4.29”大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国家公安部、省公安厅分别发来贺电；市委书记敬中春、副书记尹孟良等昨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慰问干警。

　　事先经过有关部门审阅的报道文稿中，和案情有关的情况不足100个字。

　　四川一个地方媒体的记者说，暂时的“消息封锁”不是新闻单位的事，他们是“遵旨办事”。

　　警方有警方的难处。南充市公安局有关干警说：案件在侦察阶段，及时的新闻报道会泄露侦破机密，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再说案件没有最后侦破，案件性质没有办法定论，也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权威人士表示此说可以理解。但是，把发生怎样的案件、造成怎样的后果告诉民众，在百姓知情权得以实现的同时，还可以发动民众提供破案线索。不和百姓通气的直接后果是：让他们生活在迷雾之中，以至于坊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晚间不敢出门。

　　专家说：在不影响破案的前提下，早些透露消息是有益的，封锁消息只能适得其反。

　　为什么案犯会顶风作案

　　案犯为什么敢在“严打”期间顶风作案？警方一些干警也觉得莫名其妙，只好骂一声案犯“变态”。

　　南充市委书记敬中春的“回答”当然不会如此简单。5月21日，敬在南充市严打整治斗争第二阶段大会上说，“案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主观上讲，打击不力，失之过宽是案发的根本原因。”

　　敬还说，“公安干警一定要认真反省，为什么会在严打整治中发生顶风杀人案？过去在进行综合治理中，未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作用，给予犯罪分子以从重从快的打击。有些案件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某一环节上，动不动教育，动不动教育，以罚代法，应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学者的思考则具有历史文化意味。一位川籍教授认为，虽然不能说南充血案的发生直接起因于“袍哥”文化遗毒，但是从根源上说有一定的关系。

　　一分来自四川公安厅的资料说，从上世80年代后期开始，受“袍哥”封建毒及境内外黑恶势力的影响，四川以成都为代表的经济、交通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出现了带黑会性质的黑恶势力。

　　据悉，四川的袍哥是清代以后形成的中国三大封建帮派之一，近年来，在川北等地很有影响，一些无业游民效仿袍哥组织，结合到一起，流窜犯罪。恶胆之大，透过两个在坊间广为流传的事例可见一斑：南充“黑老大”过生日，寿礼竟是美少女；资阳“黑老大”出殡，500属下穿黑礼服为之送葬。

　　有南充市民援引上述事例说：“黑恶势力敢于这样造次，顶风作案又有什么奇怪的？”

　　欲长治久安需制度调整

　　4月，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展开新一轮“严打”，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及流氓恶势力犯罪。会后，“严打”全面铺开，捷报频传。媒体披露说，千余名罪犯被执行死刑。

　　这说明，“严打”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过，“严打”是否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过去每一次“严打”期间，社会治安的确有所好转，但“严打”之后，社会治安秩序又开始恶化，不得不又来一次新的“严打”。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建设适当的制度，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各方面努力协作，共同预防或者打击刑事犯罪，可持续性地维护公共安全。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仅仅依靠政府正规警察系统，过度依赖政府打击犯罪，其结果是建立了庞大的警察力量，并为警察配备了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但治安状况并没有好转。最近10多年来，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公民个人在治安方面的作用，不增加警力，不提高预算，开拓和增加了政府、社会和公民的适当合作的制度安排，公共安全就得到了迅速改善。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美国。我在美国的同事曾经对美国的治安问题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是小规模的治安服务组织绩效高于大规模高度集权的治安服务。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警察部队组织程度最高，资金最充足，人员素质最高，也最有战斗力，也经常性地展开类似的“严打”活动，但这些大城市的治安状况最差。许多中国学生去纽约、芝加哥留学，都被告诫，身上要带10美元、20美元的救命钱。最近10年来，美国一些大城市开始改变高度集权、周期性“严打”的做法，开始实施“社群警察”战略，鼓励警察走向社群，与公民、社群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美国大城市的治安状况有较大的改善。

　　在政府、社会和公民协作治理的制度安排下，社会才会有较好的治安秩序。比较典型的一种做法是，鼓励警察与公民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巡警走出汽车，支持社群在邻近地区进行监督，并报告可疑的行为，缩短警察与社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我国的派出所和片警制度，是比较有效的社群警察制度，这在过去为良好治安秩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最近20多年来，我国治安服务体制通过一次次的“严打”运动，越来越高度集权，派出所和片警越来越脱离社群警察的轨道，成为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螺丝钉。当然，治安秩序恶化有着复杂的原因，体制走向高度集权，其目的也是为了严厉打击犯罪。但实践表明，高度集权的“严打”，只能在短期内有一些效果，而且这样的效果不会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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