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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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钟南山

　　本刊记者橡子

　　这个春天，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中国人记住了一个名字：钟南山。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这样描述他—他是一名院士，但现在他更像是一名战士；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他殚精竭虑，勇于直言；作为一个67岁的老人，他到底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在这场和疫病的战争中，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的全部精神？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伊文斯博士(Dr.Evans)在赴广东考察后对记者说，钟南山教授他们的经验十分丰富，这些经验对于全世界抗SARS工作都是宝贵的财富。

　　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说：“我们广东有两个著名的抗非典专家，一个是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医学专家；另一个是张德江书记，决策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说:“我的决策都源于钟南山等专家的研究，源于对疫情发展过程的仔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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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上午9时，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研究所钟南山办公室，《南风窗》记者对钟南山进行了如下的专访。

　　没有夸大，也没有偏袒

　　《南》：您是国际级的专家。世界卫生组织对广州防治非典给予了很高评价。您认为关键在哪里？

　　钟南山(下称“钟”)：我想客观地讲，世界卫生组织一开始对我们是有怀疑的。一个是疫情的报告，当时他们(不相信)，拖了一个星期才来广州。到广州后，他们参观了几个地方，对我们疫情的报告基本相信了。另一个，当时因为这个病来得很急，用什么办法治，他们也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很实在地把当时的情况，我们是怎么做的，治疗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如实地跟他们说了。他们听了以后很认可。因为我们没有夸大，也没有偏袒，就是一五一十，怎么做就怎么说了，而且讲出了道理，为什么，怎么办，结果怎么样。

　　回过头来看，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关键是靠两条：一个是我们尊重事实，这个病的自身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二，是及时总结，发现规律。原来是试探性的治疗，后来发现有效，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就及时总结，进行推广。

　　我不觉得压力很大

　　《南》：我们知道您一生中经历过很多次的挑战，和以前的挑战相比，这次抗击非典是不是最大的挑战？

　　钟：我觉得，从最后的结果看起来，是最大的挑战。但从对我本人心理的压力来说，还不是最大的挑战。对我的内心压力最大的还是1980年，我去英国留学。按照英国的法律，中国医生的资格在那里不被承认，因而不能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由于当时的导师不了解中国，不了解我，不信任我，于是对我的学习时间提出限制，原本两年时间的留学，他给我限制为八个月。八个月做不出什么工作，就要自己去找出路。那对我来说，不仅工作没有了着落，也达不到学习的目的，可以说回来无颜见江东父老。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最后压力变成了动力。

　　而这一次，我始终有一种预感，我们可以解决问题。尽管一开始有些不同看法，对治疗的方案也有不同的认识，但我始终有一种信心。主要是我们的国家，社会的风气，现在比较讲究实事求是，看事实，特别是群众。因此我不觉得压力很大，我也不觉得他们说的怎么怎么可怕，我认为是可以过去的。我的动力比压力要大得多。

　　《南》：从“文革”时期您从北京回到广州，却被人看不起，当不了外科医生；到英国留学，导师给你泼冷水；再到这次抗击非典，面对压力，您是怎样给自己鼓励，最后战胜压力的呢？

　　钟：我想最大的支持是来自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能力、潜力、能够做好工作的信心。我从小到大，一直认识到，有些事情，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关键是努力。经常有一种感觉，很多东西看起来很高不可攀，但是我观察一些别的人，他们能做到，我就应该能做到。

　　《南》：您从来没有动摇过吗？比如面对这次非典斗争中的干扰？

　　钟：动摇，当然是有。面对干扰，我想一个还是对自己有信心，一个是始终有一个追求。你说的干扰，一个是关于病原，到底是什么？一个是对这个病的认识，二三月份，(有人说)是控制了，我说没有控制。第三是我提出国际大协作的思路，有人说大协作是错的。但我始终不觉得很大压力，因为很快就得到了实践中的、事实的证实。

　　敢于肯定自己，也敢于否定自己

　　《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采访您的时候提到了关于政治的话题，今天我们想问一个关于科学的话题。您理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

　　钟：我接触过许多搞学术的人士，真正有学问的人。我感到他们有这样的规律，他敢于肯定自己，也敢于否定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他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实践中发现是对的东西，他敢于坚持，但是，经过实践发现是错的东西，他也敢于否定。否定自己有时比肯定自己还要难。我这么多年一直跟学术界很好相处，就是说我要按照事实来说话。有时候大家观点不一样，争论得很厉害，一旦事实证明(我错了)，他们就可以说服我。我可以纠正过来。在学术界，大家都很强，压服是不行的，只能靠事实去说服。

　　我父亲是儿科专家，他一生讲话很少，但每讲一句话，一定都有依据。“文革”时他写儿科鉴别诊断的书，当时让我改一下序言。我说你这样写，跟不上形势，序言里都没有主席语录，起码得加几句。他回了我一句：“加了干什么？”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健康忠告

　　《南》：非典之后，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您一直酷爱运动，上大学时打破过全国400米跨栏的记录，您多年坚持锻炼，67岁了，看起来还像四五十岁的人。您对于一般人有什么样的健康忠告？

　　钟：人有几种年龄，实际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实际年龄就是你在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时间，多大就是多大，是多少岁就是多少岁，改不了的；生理年龄是指人的生命自然演化的过程，有的人实际年龄是中年，但会出现全面衰老的迹象，头发白了，满脸皱纹，体弱多病，看上去就像是五六十岁。这种人的生理年龄就比实际年龄大。有的人年过半百，红光满面，青春依旧，就是他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小。

　　还有心理年龄，根据人的心理老化程度来确定。看他有没有健康的心态。实际年龄相同的人，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一个人有好的心态，反过来会改善他的生理年龄。还有就是通过运动等，也可以保持生理年龄的“年轻”。

　　我注意到，儿科医生一般都很长寿，就是他们整天跟孩子在一起，心态好。像“北医”的胡亚美院士，你跟她聊起来，她讲话啊，性格啊，就像小孩一样，当然显得年轻了。

　　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运动，坚持不懈。人的体力不是随着年龄而自然衰退的，人体除了水分，80%都是肌肉，通过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机能，改善新陈代谢，保持全身健康。运动的重要性，是这几年大家才开始认识到的。过去，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好了，大家的消遣就是吃饭，卡拉OK，娱乐。不重视运动。而我从小，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喜欢上了运动，一直到现在都坚持，除了最近这一两个月。

　　《南》：在一般人心目中，您是很忙的，时间是很紧的，怎么保证足够的运动时间呢？

　　钟：时间是相对的。你吃饭有没有时间？你睡觉有没有时间？有时间吃饭、有时间睡觉，你就应该有时间运动。关键是看什么重要，你认为不认为它重要。这跟idea(想法)有关。

　　《南》：那么，对于那些感染过非典的病人来说，运动还有什么意义吗？钟：得了SARS的人，肺功能会受到损害。除了用医疗手段治疗外，还有就是靠增加他的肺活量，提高自身的力量。通过适量的锻炼，对吸入空气的要求会提高，肺活量也会提高。所以康复了的病人，能够自觉地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对他们是有帮助有好处的，例如步行，打羽毛球。这可以提高他们的免疫力。

　　人生和生活方式忠告

　　《南》：现在很多人都把您看成做人方面的榜样和楷模。您对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钟：我想我的中学老师说过的那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人不只生活在现实中，还生活在理想中”。一个人要是没有任何理想和追求的话，那他的喜怒哀乐就完全跟物质的东西相关。假如他有所追求的话，其他东西就会放得很次要，那么他的韧劲就会很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都会朝前走。

　　《南》：家庭和事业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您怎么处理？

　　钟：我不能说我处理得很好，事实上我们也会有矛盾。关键是相互理解，让她能理解我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我爱人知道这个病的传染性，她也担心我经常出差坐飞机安不安全。我自己要到外边出差，经常都是等到最后，快走了，不得不告诉家里，才告诉她，我要去哪里哪里。不过最近好多了，一个是沟通，一个是她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她接受这样的现实，并且理解、支持我的工作。

　　《南》：您觉得非典对人们在生活上的方式，会有很大的改变吗？

　　钟：我认为是这样。这次非典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观念和方式。像吐痰，现在要罚款，绝大多数人是接受了。大家开始很注意个人健康，注意多运动，出去回来洗手，改善个人的卫生习惯。还有，像卡拉OK这样的娱乐方式，里面又小，又不通风，一群人凑在那里，感染了非典不好办，所以早点回家吧。现在男人们去得少了，很早就回到家里，这对家庭关系也是改善。总之，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假如SARS重来

　　《南》：您在这次抗击非典的工作中，接触到许多各级领导。您对于他们的工作做何评价？

　　钟：我觉得现在的领导比以前更加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当他不认识的时候，他有其他的想法，但当他认识了、明白了事实之后，他们会尊重这个事实。

　　以前，很多时候还是长官意志，领导的话就是真理，对的，不管事实本身如何，群众的看法如何。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个别领导的问题，我想关键是选拔方式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官员只是对上负责，因为上面对他将来的提拔、发展有好处，他工作的出发点是对上面负责，而不是向下面负责，向群众负责。反正他又不是群众选出来的。

　　我觉得还是要按过去毛主席讲的那句话，要有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一致性。否则，就像这次有的官员一样，最后是要垮台的，免职的。《南》：我们都不希望SARS重来，但如果可以假设的话，假设它重来，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钟：我想就是温家宝总理讲的，我们在三个方面存在不足：准备不够；经验不足；某些地方措施不力。准备不够，包括思想准备不够，技术准备不够。

　　我想以后，经过这次非典之后，情况会好多了。

　　第一，我们对于突然的灾害，以后会有比较强的承受能力，思想的承受力。

　　第二，我们的国家、政府对于卫生、预防、防疫系统，会有更多的投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这几个月，非典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影响不可估量。国家领导人关心一个肺炎，从来没有听说，为什么？因为它影响大。那么，通过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就会比较主动。一是我们的思想准备会比较充分；二是不会措手不及，像这一次，一些地方没有注意隔离，把非典病人留在社区里，感染其他的人。

　　第三，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不会再瞒报，耽搁时间。这次一些地方瞒报，结果不但没有好处，还破坏了地方的形象，以后我们就会老老实实。世界卫生组织说，除非中国某些地区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否则不会有合作的可能。我想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附：一个院士的生命历程——钟南山自述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父亲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儿科专家。记得我刚满13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的前夕，当时任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的父亲，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南京卫生署让他携医院巨款撤去台湾的胁迫，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父亲热爱祖国，醉心于医疗事业。50年代，国家还很贫穷，科研条件更是有限，父亲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做实验，我们家也成了他的实验室。“文革”时，他被“靠边站”，还是痴心于他的研究，总结自己行医数十年的经验。写成了40万字的专著：《儿科诊断和鉴别诊断》。这本书曾先后再版了六次。1987年父亲去世。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常与我探讨病毒与磁场的关系。父亲常说：“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父亲的教诲我一直铭刻于心。

　　我的中学时光是在华南师大附中度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变得很小。”他的话很朴实，却蕴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拿这些话来激励自己。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1955年我考入了北京医学院。我酷爱体育运动，在读书期间经常参加田径比赛，成绩不错。1958年，因我体育成绩突出，被抽调到北京市集训队训练，准备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在全运会上我奋力拼搏，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跨栏的全国纪录。这也许是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最光辉的一笔吧。正是由于注意锻炼身体，为以后完成繁重的医疗科研任务打好了身体基础。到现在我还坚持体育锻炼，每个星期都要同我的研究生打一场篮球。

　　1960年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北医。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我干过很多工作：先是当辅导员，后到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再后来到过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还干过一年多的文艺宣传队。

　　1971年我调回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当时是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起初，我很想当胸外科医生。医院的老医生却说：“钟南山已经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结果我被安排到了医院急诊室。因毕业后没搞过临床，在一次出诊时将一名有结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误诊为“结核性咳血”，差点误了事。此事对我刺激很大。从此我刻苦钻研技术，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在八个月时间内，我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体重也掉了整整12公斤，但我很快胜任了临床工作。

　　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开展慢支炎群防群治的号召，1972年，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从此开始了对呼吸疾病的系统研究。当时医院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个空白，我们从痰样分析开始搞起。防治小组连一台像样的呼吸机都没有，对于危重的肺病人，我们小组的同志就用轮流手捏皮球呼吸机的办法，抢救了一个又一个“呼衰”病人，抢救成功率达80%。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小组的同志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呼吸疾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作为广东省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我们小组根据慢支炎病人痰液的特点进行了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治研究，获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1979年我们在原慢支炎防治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呼吸疾病研究所。当时地方不够，我们就在天台上搭了个棚子，做起了试验。

　　也就是这一年，我抱着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强烈愿望，通过了国家外派学者资格的考试，获得赴英国为期两年的进修机会。

　　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搞改革，百废待兴，经济还不宽裕。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是乘火车去英国的。记得出发那天，正好是我43岁的生日。人生苦短，我们这一代人被“文革”浪费了不少时光。我渴望早日到达目的地，投入学习、工作。经过九天的长途跋涉，列车穿越苏联、波兰、德国、荷兰等国，终于在1979年10月28日到达伦敦。可是，按照英国的法律，中国医生的资格在这里不被承认，因而不能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我的导师佛兰里教授甚至说：“你在这里只能呆八个月，以后你要自己联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无疑是给我兴奋的心情浇了瓢冷水。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我先是从自己身上先后共抽了600毫升血，做了近30次试验，将呼吸实验室里的一台闲置了大半年的血液气体张力平衡仪修好。接着就开始搞“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课题。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我连续吸入一氧化碳并多次抽血测定浓度。当一氧化碳的浓度达15%时，我感到头昏脑胀。有同事说：“停止吧！”我坚决要求继续吸入，直至血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这相当于一个人连续抽60多支香烟。我的实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不但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的一个演算公式，还发现了他的推导的不完整性。那天，弗兰里教授一下将我抱住，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证实了我多年的设想，祝贺你有新的发现。”他又问我：“你打算在这里干多久？”“你不是说只能呆八个月吗？”我说。“不！你愿意在这里干到什么时侯都可以。”弗兰里教授非常肯定地答道。

　　在英国的两年间，我与英国同行合作，先后取得了六项科研成果。1981年我要回国时，弗兰里热情洋溢地致信我国驻英使馆。他写到：“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我那天晚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

　　回国后，我和广州呼吸研究所的同事们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断努力，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理与诊治”，“缺氧性动脉高压的发病机理与治疗”，“支气管肺癌发病机理与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的防治”，“慢阻肺膈肌功能及慢阻肺及肺心病病人营养状态及营养疗法等方面的研究”等。

　　(此文作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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