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去年年底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联合打假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截至目前，查获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达55亿元左右，可谓战果颇丰。然而，假冒伪劣是一个顽疾，如何从根本上予以治理，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本刊分两次刊登部分专家、学者及行政执法官员的法律思考，希望引起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

　　假冒伪劣商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据粗略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00亿美元的假冒商品。从事假冒伪劣商品生产销售活动，成本低，见效快，利润大，一些人受利益驱使走上了制假售假之路，尤其是目前个人、团伙造假越来越多，然而，一些制假售假者被查获后，真正受到刑事制裁的却很少。

　　我们国家有关打假的法律可谓不少，但为什么制假售假活动打而不死，甚至在一些地方猖獗至极？是立法不足，还是执法不力？为此，我们采访了有关专家、行政执法官员。

　　打假立法应有更大突破

　　记者：完善立法是打假的基础。那么，目前在立法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叶柏林（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原全国打假办副主任）：近十年来，假冒伪劣问题大幅度上升的根本原因是制假售假者所获暴利，远远超过其所冒的风险。据统计分析，中国的制假售假分子被抓获后的判刑率仅为千分之二。从经济惩罚的力度看，假冒侵权赔偿不到位、经济处罚不到位、惩罚性经济赔偿不到位、伪劣产品责任事故民事赔偿不到位。因此，有人说，走私要坐牢，贩毒要枪毙，制假售假大不了罚点钱，既发财，又无大的风险，何乐而不为？1998年工商部门处理的14736宗商标及产品假冒案件中，只有35宗被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许多制假者已被行政处罚四五次，甚至十多次，仍未放弃制假。

　　假冒行为在本质上是侵权问题。假货就是利用名牌产品的社会声望去行骗，去得到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价值。从这一点讲，制假者就是对名牌产品的无形资产进行公开的、赤裸裸的偷窃和掠夺。从现实看，偷窃无形资产的风险要比偷窃有形资产的风险小得多。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打假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尤为突出。反思以往的打假，假冒侵权重赔的案例在我国可谓凤毛麟角。要使假冒侵权有所收敛，必须在侵权赔偿上有大的突破。

　　有人提出，现在的打假涉及多部法律，既交叉又难以掌握，在当前假冒猖獗的情况下，应该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假冒法。另外，要增加刑事制裁，惩处更多的不法之徒，把更多制假售假者送进监狱，为此，必须对现行有关法律，特别是对刑法中有关打假条款进行调整。

　　滕佳材（国家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司副司长）：国家颁布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法律不少，如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由于这些法律有的颁布时间较早，受当时的立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多种因素限制，这些法律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处罚偏轻，执法手段不够，内容交叉，标准不统一，调整范围偏窄、可操作性差等等。因此，执法难度较大，执法部门力不从心。

　　记者：刑法有关条款定得较为原则，不够明确，致使执法中把握不准，理解不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武津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督司副司长）：1997年，我国新修改的刑法，增加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罪名，但由于有关条款规定含义不够明确，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定罪，以致出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犯罪发案多，立案少，立案难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分子打击的力度。因此，全国打假办最近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希望尽快对刑法的有关条款做出便于实际操作的司法解释。

　　记者：需做出司法解释的主要是刑法哪些条款呢？

　　武津生：主要是针对刑法第140条中的有关规定。一是对于刑法规定的“销售金额”问题，建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作出解释，并与产品质量法相衔接。我认为，销售金额包括已经售出的和尚未售出的货值金额，而且产品的单价不能由制假、售假者说了算，应该是在生产企业查获的产品，按照出厂单价计算；在销售单位查获的产品，按照销售单位或市场平均单价计算。二是由于该条对“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叙述比较简单，各执法机关对行为定位把握不一致，建议对其作出解释。三是关于犯罪主体问题。该条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但目前“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范围和具体指向不够明确。当前这种概念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容易追究到那些真正负有责任的人，建议明确法人或单位作为犯罪主体时，策划、组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责任人员，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主要人员应属于生产者、销售者。四是关于对屡次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责任追究问题。屡次制假售假者与初次制假售假者不同，对他们仅靠行政处罚已不能奏效，你罚一次，我下一次接着干，建议对反复、多次制售伪劣产品的人，货值金额应累加计算。

　　此外，由于目前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在查处假药生产、销售场所时，常常由于无法判断被查获假药的生产、销售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难以立案。建议对刑法第141条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第143条中“足以造成严重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做出进一步解释，以利于认定其犯罪程度的轻重。

　　记者：其他国家对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是如何规定的？有哪些可借鉴的地方？

　　叶柏林：许多国家对假冒侵权行为均采用重典。美国法律规定，生产、销售假冒商品均属有罪，对生产者、销售者分别处以25万美元以上和2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的，罚款额可达500万美元；法国规定，对假冒违法者可判处两年监禁，罚款100万法郎；西班牙法律规定，假冒违法按情节分为轻、重、严三种，罚款额分别为4000美元、20000美元、800000美元，罚款额可超过商品实价的5倍，并处以判刑和勒令关闭工厂。

　　采购中的回扣是推行假冒伪劣商品的润滑剂。防止假冒商品必须堵塞回扣。加拿大的做法是，不准采购人员吃回扣，甚至不准他们接受礼品，对非收不可的，礼品超过200加元者必须上交由经理处理。对发现货物有疑点的，采购人员必须写出报告，加以说明。如果采购人员的支出大大高于其收入时，将被解雇，并依法受到起诉，其犯罪行为将记入个人犯罪记录。(本报记者 梁士斌 韩乐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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