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却大胆地倡议：鼓励已婚女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返回家中相夫教子、操持家政。持此观点的王贤才委员还于昨日向大会提交相关提案，建议修订《婚姻法》时明确，夫妇只有一方工作的，家庭财产应强制视为夫妇共有财产，以此保障“回家妇女”的权利。此论一出，立即引发争议，另一些政协委员表示，鼓励“妇女回家”就是歧视妇女，是历史倒退，他们将联名提交提案，建议政府帮助下岗女职工重新就业并延长妇女退休年龄。

　　王贤才：双职工家庭弊端多妇女回家要有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倡导妇女要就业，目前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双职工。王贤才委员对这一制度提出了挑战。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双职工家庭存在很多弊端，尤其不利于对下一代的抚育。育有4个孩子、妻子也是大学教授的王贤才对其间的辛苦深有体会。两年前，王贤才曾提出鼓励“妇女回家”的言论，立即遭到妇联组织的强烈反对。他说：“说我歧视妇女太冤枉了！男女平等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男女有别、男女分工不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除了更新观念，王贤才认为，让妇女安心回家还需要社会和法律的保障。他主张，凡是妻子辞去工作从事家政的，丈夫一方的单位应给付1.5倍的工资，即“丈夫的工资＋妻子的一半工资”。在目前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王贤才建议在《婚姻法》有关财产的条款中明确，夫妻一方工作的家庭，其财产应视为双方共有。这样，没有工作的一方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王贤才强调，带孩子、做家务本身也是对社会的贡献，理应获得相同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由于王贤才委员的发言在大会期间广为散发，他的提法引发了对男女平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记者昨天随机采访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老百姓，他们对此说法不一：一方面，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生活和工作的负累让许多为人父母者感叹：给孩子的时间太少了。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医学院院长朱天慧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社会能够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的话，家庭妇女的地位自然会提高。

　　与王贤才对话

　　回家相夫教子同样光荣

　　昨日，就“妇女回家”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倡仪者王贤才。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让女人回家？

　　王：我根本的出发点还不是解决就业问题。因此这也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对家庭和下一代子女的关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双职工家庭带着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忙，生活和工作都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女方，出差也很困难、加个班也很困难，连按时上下班都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请保姆，一个月就要花500—600块钱以上。因此我就想到假如你一个月挣不到这个钱，与其让一个外人来当保姆，不如自己回家照顾孩子和家庭。现在下岗女职工很多，各级妇联都在做她们的工作，比如到别人家去做保姆，但我觉得妇女同志有个观念应转变过来，相夫教子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不同，是一种社会责任，是父母愿意为子女献身精神的体现。我们应当鼓励下岗女职工让出岗位来，回到家里，照顾家庭，这样做，也不存在对妇女的歧视问题。但实际上两年前我在本省呼吁过，遭到妇女干部的强烈反对，认为是对妇女的歧视。男的为什么就不可以回家呢？男的是可以回家，但毕竟男的在这方面不是长处。至于平等不平等，并不是说男的能干什么事，女的就非得能干不可。越是经济发达国家，男女越是分工明确，很多妇女在生完孩子之后，就自动回到家里照顾孩子培养下一代。我们现在也面临第二代的教育问题，对孩子的教育父母感到非常不够。现在正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但这里面首要的问题是自愿，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回家，比如我的孩子老人照顾得很好，或我的工资很高对家庭贡献很大，或请保姆也完全负担得起，那就不用考虑回家。我的根本目的是倡导大家树立一个新观念：女同志，回到家里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这是社会分工应有的一个内容之一。

　　目前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记者：观念是一个问题，但感觉实际操作很难。因为中国家庭大部分是夫妻双方来承担养家糊口的任务。所以，你这样提法，确实让许多妇女感慨万千，但没有操作的可能性，恐怕社会保障、财产分割都会是一个问题。

　　王：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只有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目前是推行的初级阶段，就是有经济做后盾那一部分人，或挣钱少的妇女，从经济上考虑，还不如回家。

　　记者：你这个观点的核心部分是不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让妇女回家？

　　王：对。

　　记者：除了法律保障之外，是不是还应该解决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退职回去后医疗、养老的问题。

　　王：这个我也考虑过。对女职工为了相夫教子离开工作岗位的行为应该给予鼓励，并保持必要的劳保福利。

　　记者：怎么实施呢？如何让企业或单位做到愿意拿出这笔钱呢？

　　王：国家要扩大社会覆盖面，或者设想男方多拿一点工资，比如是原来工资的1.5倍。女方在家会给男方更多的支持，理应通过男方拿到更多的工资。

　　切身体会双职工家庭之苦

　　记者：现在在中国提这个观点，时机成熟了吗？

　　王：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就是因为我们工资还很低。但可以逐渐培养观念，推行这种做法。

　　记者：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实现你所说的这种构想？

　　王：没有。当时我们所处的时代工资水平低，不允许。

　　记者：你当年有没有切身体会，比如孩子的照顾和教育？

　　王：有过。我当时生了4个孩子，为了不累及母亲，我的大儿子才1个月就送到托儿所。

　　记者：对孩子的教育你感到过内疚吗？

　　王：感到过。当时曾经想过妻子能回家照顾该多好，但这在五六十年代做不到，我一直为此感到遗憾。(南方都市报 特派记者王钧、王跃春、王瑾/摄影：本报特派记者王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