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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朱总理“十五计划”纲要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3月11日11:19 新快报

　　2001年3月5日上午，在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中国总理朱(金字旁加容)基用了将近100分钟的时间，对13亿人口的中国在新千年的头5年的10个方面的问题，代表中国政府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第十个五年发展计划纲要草案。

　　“九五”期间的工作应该用12个字形容：成绩显著，失误不少，问题很多。

　　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对20世纪最后5年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成绩确实是显著的，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还是应该用12个字形容：成绩显著，失误不少，问题很多。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速发展，渴望进步的国家来说，从好的方面来讲，的确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滋润”；从坏的方面而言，步子迈得太大太快，难免也有踉踉跄跄的地方，跌倒摔伤的地方不少，不能只说好消息，好像是一片光明；也不能只听坏消息，那么就会是一团黑暗。实事求是地说，毕竟是13亿人在劳作着、生存着，进步着，怎么会没有成绩，没有困难呢？

　　正是基于此，在总理报告中，一口气指出中国存在的15个问题，它们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总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体制不完善，科教落后、创新能力落后，水资源、石油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就业压力大，城乡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秩序相当混乱，重大事故多，贪污腐败、官僚作风、形式主义泛滥，社会治安不好。

　　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回答是“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遇到的问题”。

　　十五计划报告中，最令人关注的恐怕还是结构调整问题。而结构调整的关键，还是要在体制中的人身上找原因。

　　结构调整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象我国这样的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国家急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宏观地说，十五报告论述经济发展时，通篇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报告在描述十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和基本方针时，有这样一句话：“在有效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这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并指出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调整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发展的地步了。

　　历史地看，我国在“八五”、“九五”计划的期间取得了巨大成绩，也发生了严重的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加深了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人下岗，失业人员增多。

　　问题是怎么调整。过去在历史上发生过“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其主要根源在于原有计划体制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弊端没有根除。其根子在于政企合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强调集权时，把经济管得过死，缺乏活力；在放权时又把权力放给了地方政府，而没有放给企业。地方政府对企业依然是政企不分，而且条块分割、自成体系。这就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助长了盲目性。其实我们应该很好地问一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会在没有效益的情况下追求发展呢？

　　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各地已经提出的“十五”计划基本思路看，其主要倾向是：计划内容依然无所不包；在速度上依然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攀比、相互竞争的态势，并且以此作为计划的出发点；结构调整的目标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高新技术的发展中，都把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及制药、新材料、新能源作为新的增长点；计划方法依然以算账为主，地区之间在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上进行竞争，在经济总量居全国的位次上进行比赛。

　　从过去的情况看，这种思路容易造成盲目追求数量、争上项目，并造成地区分割、自成体系，甚至造成对企业的粗暴干涉，逼迫下面弄虚作假。这种计划思想、计划方法不改，可能我们许多老问题没解决，又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出来。

　　很显然，结构调整的关键，还是要在体制中的人身上找原因，针对这些官员(包括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结构调整呢？显然我们最急迫解决的，它不仅是调整结构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就只能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东南沿海一带。

　　报告的另一个重中之重，便是关于农业这个大基础的。在我国历来把这看成是“三农”(农民、农业、农村)发展问题。

　　在未来的五年计划中，农业问题会涉及到未来国家发展变革的方方面面。为什么我们拉动内需那么吃力，为什么中国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为何亿万农民弃耕进城，为何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恐怕都与此有关。

　　往昔20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但九十年代后，农业发展的步子就慢下来了。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著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种得越多、亏得越重”，增产不增收已经使农业问题走进了一个怪圈。

　　其实我们还忽视了另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随着入世的临近，很难想象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还有多少抬升的空间。最近我们坚持加入世贸组织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延缓了加入世贸的进程，正是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

　　三农问题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近几年乡镇企业开始萎缩。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前不久报道的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典型大邱庄的现状，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还不单是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应该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乡镇企业本身在快速发展中便存在着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面临全国范围的挤“经济泡沫”，大批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

　　乡镇企业的衰退，正可能是放任自流而盲目性很大的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农民工进城，当然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是靠上亿农民工的“全国大串联”就行的。更何况它引发的许多大城市有了越来越大的治安形势的严峻和就业压力的加大。

　　总之，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可能就只能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东南沿海带，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最繁华的都市。而政府力图解决贫富差距的努力便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一方面都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已经在编织“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蓝图”，而占人口90%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民众恐怕还看不见他们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已不是个经济问题，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总理报告中有关“精简乡镇机构，裁减人员，减少村组干部补贴人数；有条件的地方适度撤并乡镇”的提法就尤其显得意义重大。实际上，这几年政府一再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解决乱摊派也好，费改税也好，都还是治标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才是治本。

　　从这个角度看，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无疑是农村改革以来第二次“革命”，而且它的意义远比八十年代的“小岗村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札西达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