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江南时报》“福建惊爆专职行贿组织两年摆平27名高官”的报道说，福建省最近铲除了一个专门行贿寻求“保护伞”的犯罪组织。该组织名叫“大公家”，成立于1997年，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领导成员，有骨干分子，成员间有明确的分工：一部分人负责向各造假烟业主收取活动经费，另外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向打假职能部门的人员送钱行贿打通关节。同时，该组织财务制度健全，设有会计、出纳各1名。每次行贿的对象及数额由全体成员会议决定后，一般由3人组成行贿小组，既分工配合共同完成行贿任务，又相互监督防止有人侵吞行贿款。

　　看完报道，我想到相声《小偷公司》，牛群为我们描述的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偷盗团伙，当时让人忍俊不禁。但是，“行贿公司”的出现，却让我们无法笑出来。虽然单从数额上看，组织行贿不一定比那些为了达到某种特别希望达到的目的(比如买官)而不惜血本的个人行贿出手更阔绰，但是组织行贿所具有的行贿经常性、行贿对象广泛性、为达到行贿目的不择手段等特点决定了组织行贿比个人行贿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行贿组织的产生同时是一个信号，表明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群体联合起来，欲通过金钱开道，在权力部门寻找代言人的努力。这尤其值得我们警觉。

　　“股东”们之所以认购“股份”，组成新的实体“大公家”，当然是想做一些凭个人力量不能或者不容易完成的工作，而“赢利”是追求的惟一目标。以付出少量金钱的成本，在“保护伞”庇护下赚得更多的钱，如果能够完成这样的“生产过程”，他们的如意算盘就算实现了。但是，这样的生产并非没有风险，一旦被追查出来，不仅投入的成本收不回来，还少不了要蹲监狱，风险不可谓小。特别是对于组织行贿而言，不再是个人行贿下的“一对一”很难取得证据，而是多人参加加大了走漏风声的可能，“实现再生产”因此要冒更大的风险。收益和风险权衡比较的结果是选择冒险，除了巨大利益的诱惑，是不是心理上也存在“做了也抓不到我头上”的侥幸？那么，是不是追惩犯罪机制的漏洞让人产生这样的侥幸？

　　其实，即使没有被抓到，“再生产过程”要顺利实现，光靠“公司”一厢情愿也不行，还需要有手中握有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的配合才行。如果行贿被拒收，这样的组织怕也早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公司成立就是建立在“股东”们对行贿能够成功的信心基础上，而行贿的一次次成功在证明他们判断准确的同时，也强化着他们继续干下去的信心。报道说，“大公家”从1997年至1999年春节前，共向该县“三机关一部门”的有关领导人行贿58.82万元，被“大公家”摆平的有关打假职能部门干部有27名。那么，是怎样的社会现实让他们对会有官员“配合”他们“实现再生产”信心十足？

　　该组织的骨干分子全部落网了。高兴之余，我们实在应该反思一下行贿组织得以产生的土壤，并想想为铲除这样的土壤，我们能做些什么。否则，更大的行贿组织卷土重来的日子或许并不会太远。李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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