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脱衣搜身”案仍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但一个法理问题却由法律界人士提出来。记者昨日专访知名律师朱小斌先生时，朱先生指出，按目前的法律，在此类不易获取证据的纠纷中，弱势群体还要承担举证责任，胜诉难度更加大。对于这些纠纷中的弱势者，司法机关应考虑提供法律救助，主动取证以澄清事实。

　　【警方笔录至为重要】

　　事件中，8位打工妹所在的工厂人事部的主管周先生曾拨打110报警，但是警员到达后，打工妹们由于恐惧，又不懂法律，未能大声地站出来指证，也未在警方作笔录。发生纠纷后火车站和打工妹各执一词，双方的口供几乎完全不同，那么，怎样的口供最具法律效力呢？

　　朱律师告知记者，报不报案、有没有作询问笔录有相当大的差别，最可靠的方法是打110报警，让警方做询问笔录。警方代表国家机关做的这种笔录，记下了事发当时的情况，最原始也最接近真实，在法庭上比当事人自己的陈述要有力得多。朱律师说，在这次搜身事件中，打工妹报案是十分正确的，但不当场指证，就使自己失去了一个很有利的取证时机，因为当场指证是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的。在这个问题上，消费者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弱势群体举证困难】

　　据朱律师介绍，法院在处理普通的民事案时，在证据搜集上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就是说，你要告对方搜了自己的身，就要拿出对方搜身的证据来，法院一般不会主动为哪方取证。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下，象搜身这类证据获取有很大难度的案件，谁提出诉讼，即意味着谁就先处于一个极不利的地位，随时得面临败诉。同时被搜身者又大多处于弱势群体，比如这8个打工妹，要她们来承担举证的责任，去作指纹鉴定或医疗鉴定，对她们是否太过沉重？

　　有鉴于此，朱律师认为，人身权、人格权被损害性质非常严重，而被侵害者又往往是弱势群体。为了澄清事实，为了给弱势群体讨回公道，国家应该考虑针对弱势群体采用主动取证的方法提供法律救助。本报记者 曾平治 关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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