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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闭幕的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实在、坦诚、积极的态度赢得了两会代表的“肯定、理解、支持、期待”。特别是肖扬在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对发生重大违法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除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外，其本人应主动提出辞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建议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罢免或撤换”，更是引起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这是人民法院对人民做出的勇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庄严承诺，确实值得大书一笔。
“引咎辞职”或“罢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官员承担政治责任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所谓政治责任，就是要求官员（我国称领导干部）的行为必须合理、合目的性，其政策必须符合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如果决策失误或领导无方，造成严重后果，虽然官员本人并没有违法，也不受法律追究，却要承担政治责任，要受到选出它的机关———国会，在我国是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质询、弹劾或通过“不信任”案。在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政府组成人员对其所主管的部门的失误要负单独责任，而对政府的共同决策失误则要负“连带责任”。前者可能引起引咎辞职或被撤职，后者可引起内阁全体成员的总辞职。可见，政治责任是要对选出它的民意负责，这种责任是宽泛的、不特定的，在某种程度上，较法律责任更能对官员产生压力和制约，使之尽职尽责。当然，法律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律责任是要求官员要依法行事，否则就要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政治责任代替不了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也代替不了政治责任，二者并行才能达到对官员的有效的制约与监督。
长期以来，在我国对于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已属常事，可对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却少有耳闻。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没有这种责任制度。我国宪法第三条、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法院组织法、人大议事规则等也有类似的内容，但由于缺乏具体制度、程序与承担责任的形式，所以虽有质询制度，而长期搁置不用；有罢免制度，也只是对已有违法犯罪的官员才实行。长此以往，在一些地方的“一府两院”中难免会产生一些“庸官”，只要自己不违法乱纪，就会好官我自为之。这种情形法律奈何不了，却违背了民主政治的要义。
此次，人民法院系统主动提出要承担政治责任，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唤醒了宪法中沉睡已久的政治责任制度，而且展示了人民法院要惩治司法腐败确保公正廉洁的决心。近些年来，社会上反映司法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被称为“污染了水源”的司法腐败，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形象，而且破坏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稳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要遏制司法腐败也应多管齐下，但是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仍是关键中的关键。让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承担政治责任，就是强化监督的一种有效机制。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监督，自然会多一份廉洁自律，多一份尽职尽责。
当然，承担政治责任还不能停留在宣言和口号上面，要将之确立为一项具体的有操作性的制度，人民法院还要做很多努力。就在此文即将完成之际，笔者聆听到朱基总理就江西省万载县芳林小学爆炸事件答记者问时强调：“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定会把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且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对于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这是共和国总理对于各级政府官员就其辖区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案件承担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庄重声明。因此，建立以引咎辞职为核心的政治责任制度，不仅是人民法院系统的事，也是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的事。有关部门应当借此次“两会”的东风，尽快建立和完善引咎辞职制度，使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对于人民的利益不仅切切实实负起法律责任，而且切切实实承担政治责任，从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杨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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