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重庆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4名高级工程师向所领导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到所里设置的4个门岗岗位上工作。同时报送给重庆市科委等部门的这份申请书只有1页，但它立刻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强烈反响。

　　一位高工说：“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对单位岗位设置不合理的抗议。”

　　计算机所当即召开办公会，结论是：“为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建议申报技术岗位”。所党支部书记喻德荣对执意要当门卫的4位高工说：“目前还有8个技术岗位，你们应该从自身出发竞争技术岗位，如果技术岗位全占满了，在外边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要解决生存问题，(门岗)也是可以竞争上岗的。”

　　一场竞聘上岗的科研机构内部改革，为什么演出了如此戏剧化的场面？计算机所所长杜渝、书记喻德荣今天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两位所领导说，去年8月，重庆市启动市属科研机构体制改革，这次改革要求应用型科研机构全部转制为企业。今年1月，重庆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法人单位。为了彻底转换体制，在内部建立起企业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研究所随即开始了除离岗退养人员外，全部在职人员竞聘上岗的用人分配制度改革。

　　计算机所现有31名在职人员，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0名。今年1月11日，所里公布了部门岗位设置的定员、职责和应聘条件，岗位定员总数31人，其中技术岗位定员18人。这个方案要求，应聘上岗人员须提出书面申请，经考核后张榜公布，上岗者须与所里签订劳动合同书。

　　杜渝说，所里的20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13名近年来都以“个人承包”的方式在外从事与计算机有关的商业和技术活动，申请门岗岗位的4名高级工程师也都属于这13人之列。所谓“个人承包”，就是与所里签订1份经济承包合同，每年只需向所里缴纳1500元管理费，所里保留其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档案工资、各种保险，并享受分配住房、领取节假日慰问金等福利。

　　杜渝说，以这种特殊方式“下海”的这部分科技人员，是计算机所里先富起来的人，尽管所里为每个人都分配了住房，不少人还另外购买了商品房，有的买了车，有的还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但另一方面，他们每年向所里缴纳的1500元管理费根本不够开支所里为他们提供的种种保障和福利。

　　“问题就出在原来的这种体制对这些人来说，实在是太优越了，他们舍不得与这种体制一刀两断。而所里的意图是，通过改革使这些人回到所里好好干。当然，他们如果要离开研究所自己发展，我们也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由于这部分人员对改革方案有意见，提交岗位申请的时间多次延后。3月14日，计算机所公布了第一批上岗人员的名单，其中没有那13名“下海”的科技人员，他们都还没有提出竞聘岗位申请。

　　毕业于浙江大学机电系，后又取得硕士学位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看到单位公布的第一批上岗人员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我的额头上沁出了汗，因为这意味着我下岗了！”几天后，他便向所里提出了竞聘门岗岗位的申请。

　　杜渝却认为：“定岗是在申请之后，没有申请的人谈不上定岗，也还谈不上下岗。第一批公布的上岗人员只有10人，并没占满全部岗位的31个定员，技术岗位中也还有许多空缺。”他认为，不申请技术岗位，而提出门岗岗位的申请，是这几位科研人员的故意行为，意在引起舆论关注，向研究所及上级部门施加压力。

　　记者今天还采访了重庆市科委纪检组组长李秋玉、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蒋新建，他们曾多次接待包括那4名高工在内的重庆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十几名科研人员的上访。

　　他们表示，计算机所内部改革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实质上是深化改革带来的一次阵痛，表面上看是观念问题，背后却是利益问题。以“个人承包”的条件让科技人员“下海”，是上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这部分科技人员“下海”后，对计算机技术的推广运用，对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他们个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但当进一步改革开始后，他们却受不了了，不愿意了。换了别人，可能也会这样，因为人总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李秋玉和蒋新建认为，重庆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这场风波，预示着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必然会引起一些观念、利益的矛盾和冲突。重庆市共有117个市属科研单位，全都要进行体制改革，将近2.5万名科研单位的职工都将不得不接受体制变迁的洗礼。(本报记者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