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月国务院几家部门联合下发了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以来，痛陈代币券有助腐败风气蔓延的有之；揭发代币券容易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的有之；就是没有任何人对禁令本身提出过质疑，可见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政令畅通。用大白话讲，我们总是习惯于无条件地下级服从上级。但是今天的社会毕竟与昨天大大不同了，经历了好几轮五年普法教育，依法治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于是以法律的声音来“下级质疑上级、百姓质疑部委”的斗士便层出不穷。

　　前日本报报道的《深圳律师挑战购物卡禁令》便是一例。讲的是深圳一位律师要质问国务院三部委联合下发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是否合法，怎么质问呢，便是把将深圳一发卡单位和代售该购物卡的银行告上了法院。其基本理由有四：紧急通知发布的形式不适当；三部委涉嫌违法放弃行政处罚权；紧急通知概念不清，导致持卡消费者一头雾水；紧急通知与《合同法》有抵触。

　　这些理由是否成立，或者说得专业一点，法律是否予以支持，最后还得看法院判决的结果，由不得札西在此乱发议论。札西感兴趣的也并不是挑战方能否胜诉这一结果，而是挑战权力这一行为本身。仔细想想，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权力至上”的传统社会里，官与民的关系从来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20年里，我们一直在为“权大还是法大”而热烈地争论着；但是谁都知道，要改变这一切，需要的不仅仅是“百花齐放的理论更新”，更需要具有在行为上挑战权力的勇气。这是我对这位律师的敬佩之处。

　　其实这个律师挑战权力的个案并不是孤立的，最近以来，这种挑战权力合法性的案例时有发生，比如说刚刚过去的铁道部在春运期间车票涨价的事，便已经被几位勇敢的挑战者们告上了法庭。(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