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问我对世事有什么不满，我想了想，觉得至少有两点，第一是腐败，第二便是所谓保健品。

　　腐败不用说了，凭我的卑微地位和可怜的能力，我对于遏制腐败也做不了多少事，我更多的只是愤慨。

　　而所谓保健品，则是一个十分虚伪的家伙，很多男女老少都喜欢它，追求它。我对于这东西的不屑，肯定会招致哂笑和反感。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资格像某些人那样借用伏契克的名言说：“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感受，希望善良的人能宽容我的无知，我就很欣慰了。

　　我对一切“制造”出来的保健品都持怀疑态度。我说“一切”，“打击”面似乎宽了一些，但这是我个人的态度，我从来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当然我也不是说保健品就是我的“天敌”。我对于它的鄙视，缘于我的朋友讲给我的一个故事。他是药厂技术人员。他告诉我，当年有一种大名响彻全国、极其火爆的什么“液”，其实就是我国传统中药某某丸的变种，本质无异，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和名称。这一来，那种几毛钱一丸的中药，就成了几十块钱一瓶的某某液了。这使我十分震惊，也促使我思考。当时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东西，里边装了一些中草药，却被宣传成几乎能医治百病的宝贝了。我的警惕性唤醒了我的理智：凡病均须对症下药，难道这玩艺儿真是万应灵丹，什么病都可以对付吗？还有报上披露的，一只王八可以“制出”成吨的高级补品王八精之类，也令人啼笑皆非。商家又往往抬出什么宫廷秘方、皇家珍品之类的牌号来煽情。然而据我的常识，历代皇帝多短命，恐怕也不能成为希望长寿的现代人效法的对象。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繁花似锦的保健品失去了兴趣，转而变为对它的愤怒。也许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保健品在，但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它们也难免吃挂落，因此难以令我信服。我挥之不去的感觉是，相当多的保健品都在挂羊头卖狗肉，目的不在国人的健康，而在攫取他们口袋里本来就不充裕的钞票。

　　上述那些什么“液”、“精”之类的东西，如今不都一个个销声匿迹了吗？如果它们真有鼓吹的那般神奇，为什么不能长盛不衰呢？然而它们的老板，却风光成了大人物，腰包也一直膨胀着———那可是可悲的上当者的脂膏啊！

　　所以我认为，我这个傻子在这一点上或者可以说是“精明”的———我绝对不买，也不吃那些经过了“包装”的保健品。这叫惹不起，躲得起，不受花言巧语、天花乱坠的诱惑。我只钟情于最“原始”的保健品———比如敲开核桃皮而吃其中的肉，至少总不会吃假吧。重庆有一位108岁老人，一辈子最奢侈的食物便是鸡蛋了，足见保健品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我不吃保健品即使活不长，总比稀里糊涂地让人家骗了，还让人家指着后脑勺说“瞧这个傻帽”强吧。

　　慢慢地，我更对保健品市场极度不满起来———我不知道那么多玩艺儿都是如何上市的？是谁给它们开了绿灯？那种离奇的矜夸、无稽的聒噪，至今仍不绝于耳———又是防癌抗癌，又是增强免疫力，又是“不是药，比药更有效”，有多少渴望健康长寿的人能经得住如此诱惑呢？

　　但是这类事情多了，我的神经也彻底麻痹了。我只当这种怪胎是这个浮躁时代的一个常态，而无心理它了。

　　最近，在《南方周末》读到《“另类王海”状告17家保健品厂家》一文，精神为之一振，心里对打假者杨鸿先生充满了敬意。在此，我不对17个厂家及其产品真伪评论———因为我没有调查。我只能说我不会花钱去购买那些保健品。但是在关于杨鸿的报道中，我还是看出了一些蹊跷，因此对其中的某些现象，仍想提出一点疑问。

　　其一、南京一家著名购物中心宣布，杨鸿是不受欢迎的顾客，拒绝他在各层商场购物。杨鸿只是“揭露”了某些保健品的实质，他不是被通缉的强盗、抢劫犯，堂堂正正的商家何至于如此脆弱，如此害怕他呢？

　　其二、经杨鸿揭露，生产“椰岛鹿龟酒”的厂家及其他多家保健品厂已遭查处并罚款，说明杨是一位真正的打假斗士，为什么有人却说他是一个“敲诈者”？

　　其三、杨鸿起诉保健品虚假宣传，只索赔1元钱，为什么有人还拿对付王海的老“战术”，要对他的“消费者身分”表示“怀疑”呢？他“不是”消费者，就无权揭露虚假宣传吗？虚假宣传要干什么？不就是为了多骗老百姓的钱吗！

　　其四、杨鸿是一个打假者，但是他却曾将南京市商业局告上了法庭，难道商业局也是“假的”吗？原来，杨鸿说，“无论工商还是技监等部门，如果屡次投诉，均不见查处行为”，他就“去法院起诉”。这么好的打假伙伴，工商局为什么不能跟他很好地合作呢？

　　其五、南京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说：“对他（杨鸿）的行为，我们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作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组织的负责人，怎么能口出此言呢？他对了，就有责任支持；他错了，就有理由反对；他犯罪，就有义务制止。“不支持，不反对”，这种圆滑骑墙的作风，也是消协所应有的吗？

　　一些人，甚至消协，为什么对杨鸿那么不宽容、不支持呢？

　　打假，真是难乎其难啊！

　　今年“3·15”前夕，在北京电视台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陈淮先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谈话，说要把制假售假者罚得倾家荡产，以达到无人敢于效尤的目的，得到与会者热烈赞赏。然而写过《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茅于轼先生则说，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上帝！这个“机会”，我们已经给了那些人至少十几年了，他们“改正错误”了吗？比如造假酒，把人都害死了，你还给他“机会”？想到茅先生曾经以不屑的口吻狠批光明日报一女记者向出租车司机索要发票为“耽误双方时间”、为“不妥”的事，仿佛那维护自己权益的记者反倒是个无赖，我也真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忧虑。

　　对一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大家都“宽容”了吧。

　　看来我们所要反对的，不光是保健品和其他商品的假，还有更令人憎恶的漠然和伪善。(王乾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