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氏夫妇职务犯罪案件二审庭审进行到昨天夜里11点钟的时候，肖作新开始作最后陈述。在陈述中，他的反思和忏悔足以警醒世人，特别是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们。因为所述与一审时有不少雷同之处，特将其摘要如下：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亲、姐姐相依为命。我是吃助学金长大的，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1974年我28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原阜阳行署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我38岁时，当上了地委委员、宣传部长，以后又任县委书记、地(市)委副书记，最后把我放到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市。在阜阳市人代会上，数百名人大代表中，我仅失了5票，以高票当选市长。应该说，党对我寄予了厚望，阜阳人民给予了我充分的信赖。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感谢党，感谢阜阳人民，感谢我的老母亲。

　　说老实话，为了报答他们，在工作上我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但正当我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却摔了跟头。随着地位高了，权力大了，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付出了代价。不仅毁了自己，毁了家庭，也毁了事业，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给党抹了黑，以致铸成终身悔恨。

　　我摔这个跟头有个过程。阜阳有个风气，逢年过节走亲戚、看朋友，都不会空手去，送钱物是常事。这种风气也侵蚀到党内。一开始，人家送钱送物，我和我爱人都能退回。但是亲戚朋友不乐意了，说“你当官了，六亲不认了”，同事们也说，就你太清高了。甚至有人认为你不收他们的礼，是对他们不信任，产生了很多误解，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政治化了。在这种严肃的事情面前，我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人家把钱送到我爱人手上，有的我是知道的，但我也是难得糊涂，恰恰这是最大的糊涂。我的行为同时助长了这股歪风。后来发展成给我送钱送物、我给他们办事，变成权钱交易的受贿行为。关键时刻我没有把握住自己，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也是我不可饶恕自己的。

　　一想到这一切，我就有深深的负罪感。我个人的荣辱倒在其次，但给党的事业抹了黑，侵犯了国家公务员职务的廉洁性，这是我最痛心的，也是令我悔恨终身的。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阜阳人民，对不起我的老母亲。我的母亲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还在为我担心。

　　现在我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党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而且注意从源头上抓起，从治本入手，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我请求党进一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手中握有重权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并且使这种教育、监督和管理更有效，操作性更强。这是此时此刻我最想向党组织说的心里话。

　　我还要告诉我的子女、同志和世人：莫贪恋钱财。金钱乃身外之物，要把做人看得重一些，把事业看重一些，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重一些，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请记住我们的教训，我也将永远铭记这刻骨铭心的教训。

　　最后我要强烈表达的是，我期盼着神圣法律的公正判决，若能得到从宽处理，我将倍加感谢和珍惜，认真改造，重新做人。

　　关于其爱人周继美，肖作新也有一段检讨，当然少不了为之辩解。兹录如下：

　　周继美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是党把她培养成一名国家干部。她为人热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两件事，一是忙于工作，二是操持家务。正是因为她忙于家务，才使得我能够超脱于家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她本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但却跟我一样摔了大跟头。每想至此，我都很痛心，一审所认定的她的许多问题，相当一部分都是因我而起，有我的责任，比如逢年过节人们送钱送礼尽管交到她的手里，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冲着我的权力和地位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害了她。对于这一点，我是心感不安和自责的。

　　……我爱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固然有其主观原因，她的责任是不能开脱的，但她当了十年社保局长，管理了上十亿的社保资金，没出任何问题，多次受到省市表扬。她的问题(指与人合伙做生意——肖作新意，记者注)是特定社会背景下酿的人生苦酒，是社会的悲剧，是人生的悲剧。

　　我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按照党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来教育好自己的妻子儿女，我对她关心太少了，没有尽到教育之责。我和周继美共同生活了31年，如果能对她从宽处理，我相信她一定会从这个惨痛的教训当中，认真总结出人生最珍贵、最有意义的东西。本报记者吴贻伙(本报合肥3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