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的高门槛外，高利贷找到了市场空间。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被挡在门槛外面后，只好向“地下钱庄”借贷。有人将之比喻成“输血”，但这种输血是昂贵的，甚至是致命的。

　　他们的痛

　　两年前，浙江省义乌市的服装商人丁群仙突然失踪了。

　　她在这里有经营状况不错的服装和旅馆生意。一双儿女正在读书。她贱价卖掉新置的公寓，然后就不见了。

　　她去了举目无亲的南非。20出头的儿子朱江涛只是在母亲临行前才知道答案：丁群仙几年前因弟弟的98万元工程预付款借了高利贷，去南非是为了逃避债主。

　　朱说：“为怕传出去生意受影响，怕我们兄妹分心，她整整瞒了我们四年。”

　　正在杭州上大学三年级的朱江涛开始课余打工，为帮母亲还债，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16岁的妹妹也在服装市场做零工，筹措学费和生活费。

　　和丁一样倒霉的还有吕仲南，如果不是借了高利贷，他坚信自己可能已是亿万富翁。在四年前，他个人就拥有估计为500万元的净资产。1996年，帮他盖厂房的施工队闹着要付工钱，他向人借了4笔共计33万元贷款。

　　和丁群仙一样，他借的是每万元每天利息40元、周期为一个月的高利贷。但因房产证办不出来，房子无法及时变现，利滚利，息生息，这33万元在一年后滚成了273万元。厂子被滚进去，一幢私宅滚进去，甚至连祖宅也滚进去了。

　　现在他寄居在朋友家里。这对年逾六旬的老夫妇甚至连四季衣服也凑不出一套来。

　　吕仲南感叹说：“夏天热的时候，为省电费，我们睡在广场。想想以前有钱的日子，真是一场梦。”

　　39岁的金伟民也不顺，几年来一直在东躲西藏。他急需现金周转时向人借了35万元，一年后竟然滚成215万元。为还高利贷，他从银行借了200万元，被银行告进法院。

　　他们夫妻感情很好，怕影响老婆孩子，只好离婚。金伟民逃往外地后，偶尔回趟义乌也不敢去见妻女，惟恐被人察觉。据他对别人说，一次他老婆近在眼前，只好远远地望两眼，光叹气流泪不敢认。

　　两年来，20多位受害者开始秘密联络上访。他们都是从同一家“地下钱庄”借的钱，都被逼得家破人亡。而在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城义乌，这家名为“服装材料供应站”的“地下钱庄”，只是众多非法金融机构中的一个。

　　“怪胎”的成长

　　5年前，现在的“地下钱庄”就开在街面上，公开的幌子是“寄售店”，也就是俗称的“当铺”。在1995年底，义乌市金融机构统计，全市“当铺”总数达118家，数量超过米铺。

　　当时，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值扩张期，为了加快资金流通，政府光为“当铺”批出执照，对其越轨经营大多不过问。

　　“地下钱庄”正是这种背景下出的一个“怪胎”。

　　一份资料显示：由于这些“当铺”相互竞争激烈，后来“干脆连典当物也不要，直接放起贷款”。

　　它们大多设施简陋，一间房，一两个人，一套桌椅，一部电话，就干起了“银行业务”。质押费日利可达36‰，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

　　其资金来源于“个人集资”和“高息揽储”，还有就是向金融机构贷款，高息转贷，吃息差。

　　义乌法院当时审过一起案子，主审法官说其中一个当事人曾与两位亲友各出资7万元办“当铺”，仅7个月后，他们收回的纯利达38万元，折合年利润率达310%。

　　1996年4月，义乌市组织公安、工商对“寄售店”进行整顿。

　　这次整顿是在银行一再要求下进行的：“寄售店”与银行有潜在的竞争；而且，高息转贷增大了银行风险。

　　政府突下狠手，是因为“寄售店”引发了治安的不稳定：“当铺”为收回贷款，纷纷寻找以暴力讨债为业的流氓黑社会组织帮忙；另一方面，当时义乌地下赌场不少，而赌资多来源于“当铺”，出借一万元，每天最高利息可达1500元。

　　政府整顿后，“地上钱庄”转为“地下钱庄”，经营手段变得更加隐秘、狡猾。

　　义乌法院民庭庭长王雪琴1999年曾对此现象深入调查。她在案件分析报告中说，放高利贷者为规避法律，收取暴利，多用三种方法：

　　一是将借期内的利息一并计入本金后，重新写借条。其特征是出现零头。

　　二是借款利息在付给款项时即已扣除，借条仍写原数额。“借100万用一个月，约定利息30万，出借方只给你70万，但借条上写100万。”

　　第三种更隐蔽的手法，被王雪琴称作“无风险高利转贷”：现在银行为减少贷款风险，多实行存贷挂钩的信贷制度。“地下钱庄”窥出其中漏洞，先给银行存入一大笔钱。存款生息后，借款人据此可从银行获得一定数额的贷款。不久放贷人抽回存款，把风险抛给银行。

　　这样，借款人不但要还银行本息，而且要付高出银行利率几十倍的“手续费”给高利贷者。而对高利贷者来说没有任何风险，借方往往对“手续费”优先偿还。只是银行的风险大大增加。

　　金华中院民庭庭长范旭东说，由于放贷人未必有那么多资金，便产生一批利用“存款挂钩制度”的“拉款掮客”。

　　“他们从外地，党政机关，甚至金融部门拉存款，存入这里的银行，套取贷款，放贷者、中介人和经手人都在吃‘利差’。”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杭州市某政法机关将公款存入金华。据说，其获得的“红利”主要用于机关办福利。

　　吕仲南等人借的即是这种贷款。贷款人是“地下钱庄”金某。

　　谁在保护“地下钱庄”？

　　在义乌法院民庭及各法庭，法官无人不识金某。

　　举报人说，1996年至今，在义乌、金华两级法院金某打过约200起追讨欠款官司，几乎全胜。记者在义乌法院浏览了档案目录，证实了他们的说法。

　　一位商人说，一年前他参加过金某小儿子的婚礼，“到场的不少是欠他钱的人。后来他跟一个中院领导到我们跟前，跟他称兄道弟，跟我们话里有话。我觉得像在开执行大会。”

　　1997年8月，吕仲南被一个电话唤到金家。两位金华中院的法官让他签收金某诉状的“送达回证”，说是当场进行调解。

　　吕回忆说：“调解书是早拟好的。我当时吓坏了，法院怎么在原告家里开了庭呢？金家十几口人，对我推推搡搡，倒像群法警。”

　　受害者“一肚子委屈”，但他们的律师们却不得不承认金的操作几乎天衣无缝。

　　90年代中期后，民事审判的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被告没有充分证据说明高利贷事实的存在，举证上处于下风，只有承受败诉的结果。

　　金某的一个中学同学说，在“地下钱庄”内部，有专门拉存款的，跑贷款的，搞诉讼的，讨债的，分工很细，操作非常周密，很难抓漏洞。

　　200起官司中，惟一终审胜诉的是现在远遁他乡的义乌人陈法成。1997年9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审判决。原审认定陈法成欠金某52.9万元及利息，高院认为其本金仅为8.6万元，“其余款均是高额利息利滚利形成，属于高利贷性质，依法不予保护。”

　　但此后众多借了高利贷的被告要求援引高院判决时，当地法院仍以“无证据上的关联性”未予理会。

　　当记者就此与中院几位法官讨论时，他们显得很不以为然。有的说：“高院有什么证据？”还有人干脆指责那些贷款的“也未必是好人”。

　　金华市中院一位领导向记者承认他与金某是同学，“小学坐一条板凳，有个红薯也分着吃”，“现在来往也不少”，但他说对老同学以他名义威吓借款人“从来不知道”。

　　“那么多人都说是高利贷，法院为什么不移送公安侦查？”一个律师(他不敢暴露姓名)气愤地说：“民诉法清清楚楚，为什么在这块地皮上没人去做？”

　　“地下钱庄”的温床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义乌的“地下钱庄”并非个别现象。金融体制的落后，针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不足，为“民间金融”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而“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证，风险很大，极易转化为“地下钱庄”式的高利贷。

　　义乌市某银行金融管理股朱艳妮说：“义乌有20万小商人，他们要求贷款，数额小周期短要款急，但银行手续多，效率低，难以满足他们，这块市场就被让出来了。在义乌贷款需求很大，但额度是上边给的。别的地方有钱放不出去，我们这里坏账率仅10%以下，市场潜力很大，银行就是没额度。”

　　商业银行忙着完成创建“金融安全区”的“政治任务”，而正常的市场需求，被压抑了。

　　王雪琴就数百起借贷案分析，大约60%的欠下高利贷者，因无力偿债而妻离子散或全家逃往异乡。

　　据有关人士估计，1996年至今，金的放贷规模在亿元以上。仅从记者手中掌握的20多人的材料中，他获取的利息收入即在千万以上。据当地民政局的同志说，他现在常搞一些捐赠，其名片上有“义乌总商会”执委等衔头。这些身份对他“拓展业务”有不少益处。

　　曾经视他为救星的借款者们，现在被利息压得喘不过气。而金某一直深居简出，难觅踪影。一位绝望的欠贷人说：“他一个人不带保镖，敢在义乌的大街上走？”本报记者 杨海鹏(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