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郑州市劳动与公安部门联手进行了一次解救窑场“包身工”的行动。而与往次行动有所不同的是，除了民工之外，这次的解救目标中还有一名“卧底”记者。

　　陈祖强，男，25岁，《东方家庭报》记者。为了揭开黑心窑场非法使用“包身工”的内幕，他自告奋勇出任“卧底”，甚至在临行前把“遗嘱”都写好了；而当他在窑场中度过五天四夜之后见到前来解救他的同事，这个性格坚强的小伙子却不禁泪如雨下。

　　3月30日，陈祖强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的“卧底”遭遇。

　　-策划：“挨打是肯定的”

　　在郑州这个建设速度飞快的城市周边，大大小小的砖瓦窑场至少有500多家。窑场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由于少数窑场老板利欲熏心，非法拘禁、虐待民工的事件不断发生。一些出门打工者原本是满怀着勤劳赚钱的憧憬，不料却一个个陷入了“包身工”的恶梦。

　　陈祖强说：“我们报社在年前就接到举报，说有些窑场老板不给干了一年的民工发工钱，年后又接连发生几起民工不堪折磨从窑场中逃跑的事件，有关部门为此已经进行了多次解救与查处。经过再三考虑与策划，报社决定派记者进行‘卧底’采访，深入了解窑场非法使用‘包身工’的内幕。”

　　陈祖强是河北人，带有外地口音，他的主动请缨很快得到了批准。

　　“挨打是肯定的，只是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别被打死或是打残了。”事后陈祖强说起来像是个玩笑，但临行前他可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甚至还留下一份遗嘱，交给报社领导。因为在1997年，郑州确实发生过民工在窑场被毒打致死的事件。

　　-乔装：“咋有个傻子送上门”

　　陈祖强开始是随机去了几家窑场。这几家窑场用工比较正规，对于随便找上门来的外地打工仔并不感兴趣：“我们本村的人还用不过来呢！”

　　据逃出来的民工讲，郑州西南郊外的贾咀窑场里就有“包身工”。3月15日，陈祖强穿上借来的一身破校服，兜里揣了21块零钱就上路了。

　　走到贾咀窑场，陈祖强故意在窑场四周闲逛，不久果然有一个中年妇女上来搭讪。陈祖强谎称是和家里闹别扭，从河北跑出来，结果迷了路。“热心”的中年妇女带着陈祖强进来找窑场老板。

　　老板挺警惕，一上来先查身份证。看到身份证果然是河北的，老板的脸上有了笑容，亲热地询问起个人情况。问完之后老板说：“我这儿正好缺人，你就留下干活吧。”

　　“活重不重？”

　　“没事儿，我给你找个轻活。”

　　“那，能挣多少钱？”

　　“你放心，我们这里正规，一个月挣个几百块没问题，都是按月发。”

　　陈祖强假装想了想，同意了。

　　有人领着陈祖强去吃午饭，正吃饭的工人们听说又来了新人，都惊讶地小声议论：“跑都跑不出去，咋还有个傻子自己送上门？”

　　-进场：“今天开始你叫8号”

　　吃过饭，老板安排陈祖强去拉水坯，就是从砖机上将湿的砖坯拉到约500米远的地方卸下码好。按要求，每人每天一般要拉80车，每车160块。

　　拉一车的工钱是两毛七，如果不小心翻一车就要扣三车的工钱，干得少也要扣工钱，再除去老板要扣掉的饭钱等费用，一个月能剩下三四百块钱就算相当不错。但是老板说，新人第一个月必须扣掉300元，这是“规矩”。“规矩”不能随便问，而且要牢记心中，因为坏了“规矩”，不论原因都是要扣工钱的。同样重要的“规矩”还有：不能随便开口讲话，更不能与老板犟嘴。

　　连湿砖坯带车总重大约800公斤，就靠双手和肩上一根细长的三角带吃劲，又是上坡路，陈祖强刚开始拽起来真是费劲，全靠一些好心的工友时不时帮把手。拉车的队伍中有个童工，他是聋哑儿，仅有15岁，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大家都叫他“小哑巴”。年龄最大的是位老伯，已有50多岁。陈祖强说，在这里谁都不敢偷懒，因为路上有监工，有时他的手上会拿上根棍子或是竹条，看到拉车速度慢的就破口大骂，有时候不由分说上前就是几棍。

　　第一个下午，陈祖强拉了30车；也就是从那天下午开始，他有了一个新称呼：“8号”。

　　晚上来到住处，这里是两排低矮简陋的小平房，八面透风，可还是时时都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一间房里要住好几十人，大通铺，被子上满是油污，地下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堆的破鞋烂袜。

　　陈祖强一头倒在冰冷的砖铺上，双腿如同灌了铅，胳膊与腰酸痛无比，肩膀上留下一道红红的印迹，双脚只要一着地就针扎般地疼。借着灯光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磨出了几个大泡，轻轻一挤，白色的脓液竟流了出来，接下来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吃饭：“菜咸些人就吃得少”

　　老板并不是本地人，他承包了这个窑场，并从老家带来几十个人。这批人中有的当了监工，有的当了打手，有的虽然也是工人，但待遇明显要好得多。

　　真正充当“包身工”的，是老板从劳务市场上骗来的外地人。回忆起在窑场的生活，陈祖强的声调不自觉地高了起来，语速也明显加快，语气十分气愤：“民工们的生活真是太惨了！”这种悲惨生活从他后来写在报道中关于三餐的一段叙述就可见一斑。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我们都要被吆喝起来，一个个打着哈欠，极不情愿地钻出被窝。

　　“按照场里的规定，起来后要立即吃早饭，然后马上干活。因此，大伙每天晚上都是和衣而眠，起床稍晚些也会抢不到饭吃。另外一个不敢脱衣的重要原因是，窝棚内太冷，身子下的地铺上面都裸露着一块块红砖。

　　“虽说早饭仅有馒头与面糊，但大家还是要吃的，不吃就干不动活。这种纯体力劳动苦工，必须一五一十地卖力，不然就会干得慢，被老板或监工发现，又要挨打挨罚。

　　“午饭一般12时就做好了，是漂着一层菜叶的面条和馒头。

　　“10分钟的时间，用餐全部结束。又是一通大声吆喝，又该干活了。晚饭同早饭没有多大区别，仍然是面汤与馒头，只不过有时会改变面汤为白开水，这时会做上一大锅胡萝卜。

　　“菜是煮出来的，厨师高兴时还会在菜上面滴入几滴叫不上名的油花，然后大把大把地再撒上些盐。厨师说，菜咸些，人就会吃得少一些。

　　“胡萝卜不削皮，夹杂着没有洗净的泥巴混合在一起，那样子看上去猪食不如。吃进嘴里，不用细品，泥土的味道很快就能品出来。”

　　-暗访：“我不要工钱只要回家”

　　“小新疆”是陈祖强“卧底”中认识的最好的朋友，陈祖强悄悄对他进行了采访。

　　“小新疆”本来是到广州投靠朋友但又弄丢了朋友的联系方式，今年春节后他流落到郑州，身上分文皆无。举目无亲的他结识了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正当二人走投无路时，“碰”上了一个“面善”的“好心”中年女人。她说包他们吃住，一天干8个小时，一个月至少能挣六七百块钱花。二人就这样被骗了过来，进场后才知道上当了。

　　“小新疆”告诉老板，他可以干活，而且不要工钱，只希望能放他回家，老板点头同意。没多久他才明白，老板是在哄他。在一个深夜，“小新疆”和少年一起向场外逃跑。为了掩护同伴，“小新疆”被捉了回来，毒打一顿，而小同伴则顺利逃脱了。第二次逃跑依然没有成功，“小新疆”又被打了一顿，口鼻出血。老板告诉他，如真想回家干够3个月以后再说。

　　陈祖强说，窑场制度相当严格，不能私自出场，需要买什么东西，要由“场方”代购。确实需要外出时，也有人监视。

　　到了夜里，看守民工的一共有三道岗。第一道岗：窝棚门口处住着一个守卫，他是老板从老家带来的“亲信”，夜里如果民工要上厕所，这个守卫也会一起跟着去；第二道岗：每隔10到15分钟，就会有四五个人拿着铁棍和手电筒到窝棚里巡视，清点人头；第三道岗：在窑场四周，也有老板“亲信”随时走动，轮班巡查。

　　-解救：“这话传到老板那里有危险”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祖强手上的泡也越来越多。几天几夜没洗脸刷牙，他脸上沾满了泥土，还被太阳晒得黑乎乎的。头发经过汗水与泥土混合之后，已粘成了一大块。肩膀处的衣服因为天天勒着三角带，形成了一处明显的油污印迹和磨痕。

　　按照预定计划，3月18日陈祖强要寻机外逃。如果逃跑不成的话，等3月19日星期一劳动监察部门一上班，报社同事就去报案，实施解救。

　　18日那天，想到马上就能恢复自由，陈祖强特别亢奋。监工说他这天工作得特别卖力，照此速度下去，以后肯定会得到老板“高看”的。

　　晚上，陈祖强找到“小新疆”，问他想不想走。“小新疆”说他不敢走，弄不好这次老板要打断他的腿。

　　陈祖强又找到“小哑巴”，用手指在地上写道，“明天我们一块儿回家吧？”“小哑巴”摇了摇头，然后用手指头指指老板住的地方，又拍拍腿，手势打个不停。意思是：“不能讲这话，传到老板那里会有危险的”。

　　陈祖强经过几天观察发现，窑场的东边是个大深沟，很难通过；南边是另一个窑场，逃过去有可能又被那边扣下来做工；北边就是村落，村民与窑场利益相关，原来有民工逃去村里求救，都被村民又送了回来；西边是一片麦田，虽然容易被发现，又有铁丝网相隔，却是惟一的逃跑路线。

　　3月19日凌晨，天还没亮，陈祖强假装上厕所，趁守卫一个不注意，溜到窑场西边的铁丝网前。他正想悄悄出去，却猛然发现麦田里影影绰绰地有几个人。陈祖强心里一惊：第三道岗！他没敢逃，又退了回来，决定等待解救。

　　上午10点半，一辆白色昌河面包车飞驰而至，紧接着又是一辆警车，还有一辆红色桑塔纳。“采访车！”陈祖强一眼瞥见报社的同事，激动得落下泪来。

　　-追根：地方保护是张“黑网”

　　郑州市劳动监察大队的队员和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及二七局侯寨乡派出所的民警一齐出动实施本次解救行动，贾咀窑场中有20多个民工站出来表示是被骗来的，并向监察队员叙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其中包括两名不满16岁的童工。

　　当窑场法人代表刘其亭被找到时，他似乎挺冤枉：“我给包工头说过好几次了，别打民工，谁不想干就让人家走。咋还会有这种事儿？”

　　还没有暴露身份的陈祖强和其他几位工友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在派出所里，陈祖强见到一位穿着民警制服的人拍着刘其亭的肩膀说：“你咋给我弄出这麻烦事儿？人家记者都到你们窑场去卧底了，你还不知道？”

　　劳动监察大队的队员和刘其亭在派出所里展开了舌战，一直到下午5点多，才替想回家的民工们讨回了5000多元工资。

　　工资讨回来了，可是民工们早已迫不及待地离开了。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人到劳动部门领回自己应得的这笔报酬。陈祖强说，恐怕这正是那些黑心窑场老板意料中的事情：不给发工钱也不许辞工，拖上一年，到了春节一说可以回家，那些民工不急着跑才怪，谁还顾得上讨工钱？

　　至于对窑场的其他处理，劳动监察大队的队员们也显得很为难：“我们缺乏相关的权限，就是开处罚通知单，要是没人来签字我们也没什么办法。这需要其他部门的联合执法。”

　　本应是圆满的大结局却与设想中大相径庭，陈祖强和同事们有几分失望。

　　不过在发稿时，陈祖强得到消息，郑州市劳动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在4月份对市区周边的大小窑场开展一次拉网式清查，对于拖欠工资、虐待民工、限制民工人身自由、雇佣童工等等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陈祖强认为，清查窑场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调查表明，至少有一半的民工是被人从某劳务市场和火车站一带拐骗来的，对于这些地带的清查也势在必行。还有一个蹊跷的现象是，“黑窑场”就在家门口，而当地村民却无一告发，劳动部门每一次解救行动的线索几乎都是由外逃的民工举报。

　　陈祖强说，地方保护和私己主义构成了一张让外来工无法逃避、让执法人员无能为力的“黑网”。不破除这张“网”，民工兄弟们的厄运难保不进入新的轮回。文／陈祖强 本报记者乐倩 摄／陈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