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李明照 实习生黄洁 通讯员陈龙报道：昨日，79岁的袁婆婆终于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请江岸区公证处为她被侵华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进行证据保全公证。

　　下午3时，公证员来到袁婆婆位于江岸区的居所。袁婆婆一边流泪，一边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

　　1940年，她被日军强征到鄂城一座军营，在刺刀的威逼下，成为日军发泄兽欲的性奴隶，每天要被10来个身强力壮的日本兵蹂躏。近一年的慰安妇经历，给袁婆婆的身心，造成了终身难愈的伤痛。

　　袁婆婆说，她要用公证的方式，把侵华日军的罪行公之于众，让子孙后代永世不忘。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和他的法律顾问朱妙春，是鼓励袁婆婆打破沉默的热心人。今年2月，他们曾推动上海静安区公证处为居住在崇明岛上的三名慰安妇，办理了受害事实法律公证。他们还将赴海南、山西、黑龙江等地，推动那里的公证机关为在世的50多名慰安妇办理受害公证。

　　苏智良说，二战期间日军曾强征的40多万名慰安妇，半数以上是中国妇女，涉及22个省、市。武汉作为日军重要的驻军地，慰安所的数量仅次于上海，至少有60多个。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部分遭受日军蹂躏的慰安妇先后辞世，加之可以想见的原因，许多受害妇女在世时不愿公开这段屈辱遭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显得迫在眉睫。

　　袁婆婆是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所知的57个在世慰安妇中惟一武汉籍妇女。今年5月，她将远赴美国，代表中国受害妇女，与其它国家14名受害妇女一同作为原告，控告日本政府有计划地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罪行。

　　下面是袁婆婆的自述：

　　我1922年生于武汉，15岁结婚，丈夫是个汽车司机，家里粗茶淡饭，但还算过得去。

　　1938年，武汉沦陷，我丈夫远走重庆，婆婆逼我改嫁。

　　1940年春，日军“猎头”张秀英在武汉“招工”，奇怪的是，专招年轻女子。我当时18岁，被张秀英盯上。

　　后来才得知，张和她的日本丈夫，按日军命令，招我们去做慰安妇。

　　坐轮船到鄂城，一上岸，日本兵就将我们带到一个庙里———慰安所。看到凶神恶煞的日本兵，这时我才知道上当受骗，吓得边哭边叫，要回家。但日本兵们端着刺刀，不容分说就把我们赶了进去。

　　进了慰安所，老板就命令我们脱光衣服，检查身体。我们不肯，日本人就用皮鞭抽打。

　　老板给每个姑娘起了个日本名字，我叫作“吗沙姑”。每个人分到一间房，七八个平方米，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我的房门口挂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吗沙姑”。这天上午，门外来了大批日本兵，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体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此后每天如此。一般，日本兵要买票进入，但我从没得到过一分钱。每日三餐只能在小房里吃，不许外出，饭菜如猪食。遭受蹂躏的妇女要洗澡，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慰安所的妇女有好几十人，洗澡水到后来已经脏兮兮了。

　　每个日本兵进入房间，至少要折腾30分钟。晚上我们也不得安宁，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来了月经，也不准休息。很多士兵欺负我，有意不用避孕套，不久，我就怀孕了。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我和一个叫“留美子”的湖北女子逃出去，被抓了回来。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撞得鲜血直流，从此落下了头痛病。

　　不久，日本军官藤村看中了我，他大约是驻当地的司令官，要老板将我送到他的住所，独占了我。藤村玩腻后，又把我甩给一个叫西山的下级军官。

　　日本人投降后，我回到武汉近郊。1946年，我抱养了一个小女孩。

　　1958年，我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一呆就是17年。1975年，我回到武汉。

　　现在，政府每月给我生活费120元，养女每月给150元。由于当年日军的毒打，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头痛，安眠药一把一把地吃，每晚只能睡2小时。

　　我这一生，全毁在日本鬼子手里。直到现在，晚上还经常做恶梦！

　　我今年79岁了，没有几年活了，日本政府应该尽快赔偿，我等不及了。本报记者 李明照 实习生 黄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