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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四月四日电题：对话是探讨人权问题的前提——访中国人权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田丹
中新社记者戴亚平潘旭临
人权问题专家田丹先生的话深入浅出，不久前他还同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在“ 人民网”上同网友讨论人权问题，
对话者中除内地的，还有香港、澳门、台湾的网友。他说，网上的言论什么都有，有观点一致的，也有针锋相对的。田丹说，
这无妨，只要大家坐下来探讨，就是相互了解、理解、谅解乃至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的前提。
田丹的一个观点是，对话是相互了解的前提。他说，西方人特别是许多美国人对今日之中国太不了解。他们一提社会
主义中国，就把中国同极权、同没有人权划上等号。他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理想与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享有
最充分的人权。
田丹先生还兼任着几家大学的教授，这其中包括国防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听他讲课的不
仅有中国学生，还有外国学生。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早在一九二二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就提出了鲜明的人权观点，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田丹面对记者说，他不明白美国为什么就爱管别人的事情。这好比谁家的院子里都难免有几滴污水，美国的院子里也
够脏的了，可他们却天天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对人家的院子指指点点。这样的邻居在中国最让人看不起。
田丹接着又说，其实我们怎能不明白。美国人的这种双重标准我们见得多了。他对自己是一种标准，对盟国是一种标
准，对待发展中国家又是另外一种标准。
不仅如此，美国的双重标准还此一时，彼一时。中美关系解冻到九十年代以前，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不大挑中国的毛病
，也不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交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到了九十年代，美国的主要老对手苏联垮了，他把人权攻势的主要
矛头移向日益崛起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夜之间，中国的人权变得一无是处。
田丹先生说，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对我们的人权状况最有发言权。五十年前，我们的人均寿命是多少？三十五岁，现
在是多少？七十一岁。从古至今，听说过中国村民选村长的事吗？现在中国每一个村庄的村民委员会和村长都要经过民主选举
产生。仅这一选举的参加者就达数亿人，在世界都算大事。美国“卡特中心”三次派出代表来中国现场考察村民选举，并给予
称赞。
最令田丹先生感慨的是，数千年来，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头等大事。乃至用作表示“你好”的问候语都
约定俗成为“吃饭了吗？”他说，以前谁又曾想过，这句话有一天会被人们淡忘。只留下欢畅夹杂着苦涩的回忆。
田丹先生说，我们当然比外国人更关心我们的人权状况。经济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享有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肯定会越来越多，我们正在力求完美。对于我们的不尽人意之处，我们自然比外国人更着急。我们的农村还有三千多
万人没有脱离贫困；我们的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我们还有几千万的文盲；在少数地区还存在着执法不严和司
法不公现象。我们不断地努力，使我们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好。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人权状况好得十全十美的国家，田丹先生说。美国说中国是人权最差的国家之一，而我认为中国是
世界上人权最好的国家之一，是进步最快的地区之一。
田丹先生和中国人权研究会的同事们经常同外国的人权组织和人权问题专家对话，对话者中有观点一致的，有观点接
近的，也有观点迥然不同的。自然对话有交流，有切磋，也有交锋。田丹说，观点不同没有关系，各国国情不同，怎么可能认
识都会一致？
我们耐心地向他们介绍，讲我们的过去，说我们的现在，有时我们还请他们到基层去，听听老百姓是怎么看中国人权
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不少原来对中国人权现状不太了解的人士听了我们的介绍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当然我们也虚心地
向他们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访问在北京城西莲花小区田丹先生的私宅里进行。和煦的阳光透过大落地窗洒在书房里。田丹先生向记者展示他有关
人权问题的藏书和研究文章。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在维护和促进中国人民所珍惜的人权。我们一方面为完善
中国的人权继续努力，一方面继续和国外的朋友们对话，只有在平等基础上对话，才能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才能促进彼此间的
交流与合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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